關於這個問題，在契約法律關係中，「人」始終是最容易被忽略、卻也是最容易引爆爭議的核心因素，因為所有契約效力的發生、擴張與限制，最終都必須回到一個根本問題：究竟是「誰」與「誰」成立了這個契約關係。

 

自然人係指具備人類形體並得成為法律上權利義務主體之人，凡屬自然人者，均得依法律規定享有權利並負擔義務，而此一地位之取得，須以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為核心加以理解。所謂權利能力，係指自然人得享受私權、成為權利主體之地位與資格，其屬於法律所賦予之基本身分狀態，而非基於個人意思所取得或喪失，依民法第6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自出生完成之時起，即得成為法律上權利義務之歸屬主體，不因其智識、健康、年齡或經濟狀況而有差異，亦不得任意拋棄或限制。

 

至於行為能力，則係指自然人得以自己之意思，獨立而有效地為法律行為，並因此取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其重點不在於是否成為權利義務主體，而在於是否得自行以意思表示發生法律效果，民法基於保護本人利益及交易安全之考量，依自然人之年齡、精神狀態與判斷能力，區分為完全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與限制行為能力三種態樣。

 

所謂完全行為能力人，係指在法律上得為完全有效法律行為之人，原則上，年滿二十歲之成年人，依法即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得自行訂立契約、處分財產並負擔法律責任；此外，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如已合法結婚，法律亦基於婚姻生活與家庭責任之需求，視其具有成熟之判斷能力，而賦予其完全行為能力，使其得獨立為法律行為。相對而言，無行為能力人，係指在法律上不能為有效法律行為之人，其行為原則上不生法律效力，此類人包括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以及經法院為監護宣告之人，立法者認為其尚無理解法律行為意義或控制自身行為之能力，若允其自行為法律行為，易生重大不利益，故須透過法定代理人之介入以加以保護。

 

至於限制行為能力人，則係介於完全行為能力與無行為能力之間，主要包括年滿七歲以上但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人，以及受法院輔助宣告之人，此類人對於日常生活所必需或純獲法律上利益之行為，得自行為之，但對於重要財產處分或足以影響其權益之法律行為，原則上須經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或承認，否則該法律行為效力未定，制度目的在於兼顧其逐步形成之自主能力與實質利益之保護。

 

除自然人生存狀態外，法律亦設有死亡宣告制度，以解決自然人長期失蹤、生死不明所衍生之法律關係不確定問題，死亡宣告之成立，須同時具備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於實質要件上，須以特定自然人已處於失蹤狀態為前提，且其生死不明，並須生死不明之狀態持續法定一定期間，使法律得合理推定其已死亡；於形式要件上，則須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向法院聲請，並經法院審酌事實與證據後，以裁判方式為死亡宣告，非經法院宣告，不得僅憑事實推測即認定其死亡，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

 

除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外，自然人尚享有人格權之全面保護，人格權係以人之尊嚴與人格自由發展為核心，凡人格權受侵害時，權利人得依法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若有受侵害之虞，亦得請求防止之，並於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下，進一步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以回復其精神或人格上之損害；此外，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本身，屬於自然人作為法律主體之根本基礎，依法不得拋棄，任何契約或意思表示，若以放棄自身權利能力或行為能力為內容，均屬無效。

 

又自然人之自由，同樣不得任意拋棄，法律僅允許在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前提下，對自由加以必要之限制，以平衡個人自由與社會整體利益。於人格權之具體態樣中，姓名權亦受法律明文保障，姓名作為個人社會識別與人格象徵之一，若遭他人不法侵害，權利人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依侵害情形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其人格尊嚴與社會評價。整體而言，自然人制度係以權利能力確立其法律主體地位，以行為能力調節其自主行為之範圍，再輔以死亡宣告與人格權保護等規範，形成一套兼顧人性尊嚴、實質保護與法律安定性之完整體系。

 

契約雖然是一種法律行為，但法律行為本身並不會自動產生效果，而是必須透過具備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之主體，並以其健全的意思表示作為媒介，方能在法律上發生拘束力，因此，在討論合約條款如何分配權利義務之前，首要任務永遠是確認合約中的「人」是否正確、是否一致、是否名實相符。

 

從最基本的形式面來看，一般社會習慣往往將「蓋章」視為比簽名更重要的意思表示方式，甚至認為簽名僅具裝飾性質，這樣的觀念在實務上極為普遍，尤其在銀行、郵局、合作社等金融機構開戶時，均要求客戶留存印鑑，並於日後提領或辦理交易時以印鑑作為真偽判斷依據，於是逐漸形塑出「章比人重要」的交易文化。

 

然而，從民法的明文規定來看，這樣的社會慣行其實與法律規範存在顯著落差，民法第3條明確規定，簽名居於優先地位，如以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一效力，而其他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者，則須經兩人簽名證明，方得與簽名生同一效力，這一規定清楚揭示，法律對於「簽名」的評價，並非僅是形式，而是基於其高度個人化、不易偽造與可供鑑別的特性，將其視為確認意思表示真實性的最核心手段。

 

尤有甚者，隨著工商活動日益頻繁、交易金額日益龐大，智慧型犯罪與精緻偽造行為亦隨之增加，假章、盜用印章、偽造簽名之案件層出不窮，實務上不乏當事人於爭議發生後始驚覺「章不是我蓋的」、「印鑑被他人拿去用」，而陷入舉證困境，相較之下，個人親筆簽名往往具有高度穩定性與辨識性，每個人簽署自己姓名時，均會呈現其習慣、力道、速度與個性特徵，透過筆跡鑑定即可判斷其同一性，反而較難仿冒，因此在重要契約中，實務上最安全的作法，向來是「簽名併用蓋章」，以雙重方式降低日後遭否認或爭執的風險。

 

在私法法律關係中，所有權利義務的歸屬與行使，最終都必須回到一個無法迴避的起點問題，即「由誰來承擔、由誰來行使」，而這個問題在法律上並非單憑常識即可判斷，而是必須嚴格依循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的制度設計來確認。

 

就自然人而言，民法第6條明文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亦即只要一個人活著，即得成為權利義務的主體，而胎兒在將來非死產之前提下，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亦視為既已出生，此一規定顯示立法者對於權利能力的認定，採取相對寬廣而保護性的態度。然而，權利能力只是「能不能成為權利義務主體」的問題，並不等同於「能不能自己做出有效法律行為」，後者即涉及行為能力的判斷，而行為能力正是合約與法律行為實務中最容易被忽略、卻也最致命的風險來源。

 

民法第12條規定，滿十八歲為成年，原則上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但第13條進一步區分，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則為限制行為能力人，顯示法律並非僅以是否成年作為唯一標準，而是細緻考量其意思形成與判斷能力。

 

此一制度的核心精神，在於避免欠缺判斷能力之人，因重大法律行為而承擔其無法理解之後果，故無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原則上不生效力，而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則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或承認，始生效力，否則即處於效力未定狀態。

 

進一步而言，行為能力的判斷並非僅止於年齡因素，隨著高齡化社會與精神醫療進展，民法第14條至第15條之一以下所建構之監護與輔助宣告制度，已成為合約實務中不可忽視的重要風險點，依民法第14條規定，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者，法院得為監護宣告，受監護宣告之人依第15條規定，為無行為能力人，其所為之法律行為，原則上均不生效力；而若尚未達完全不能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程度，但其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則得依第15條之一為輔助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並非全面喪失行為能力，而是就法律所列舉之重大行為類型，須經輔助人同意，始得為之。

 

民法第15條之2具體列舉須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包括擔任獨資或合夥營業負責人、為消費借貸、保證、贈與或信託、為訴訟行為、為和解調解或仲裁契約、處分或設定負擔於不動產與其他重要財產、為遺產分割或拋棄繼承權等，幾乎涵蓋所有高風險、高影響性的法律行為，這意味著在合約實務中，若未事先確認簽約自然人是否為受監護或受輔助宣告之人，即便其外觀上言談清楚、表現正常，仍可能導致整份契約陷入無效或效力未定的高度風險。

 

尤須注意者，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依民法第16條規定，均不得拋棄，亦即當事人不得以約定方式自行聲稱放棄行為能力限制，企圖以合約規避法律保護機制，此一點在實務上尤為重要，因為不少交易對象會主張「我自己願意承擔風險」、「不用管我是不是受輔助宣告」，但此類表述在法律上並不生效。

 

相較於自然人須逐一檢視其行為能力狀態，法人在合約中的判斷邏輯則完全不同，法人本身並非自然生命體，而是法律所創設之擬制主體，其成立必須有法律依據，民法第25條明定，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成立，亦即不存在「自然生成」的法人，所有法人均須有法源依據。法人於法令限制內，依民法第26條，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顯示法人在權利能力上雖與自然人相近，但仍存在本質差異，而這些差異，必須透過章程與組織規範來具體化。

 

法人並非自行行動，而是必須透過其機關行為來表達意思，其中最核心者即為董事制度，民法第27條規定，法人應設董事，董事有數人者，法人事務之執行，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取決於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且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法人，董事有數人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各董事均得代表法人，並且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這一規定在合約實務中具有極高重要性，因為它同時兼顧交易安全與內部治理，一方面保障善意第三人得信賴法人外觀代表權，另一方面則要求法人內部透過章程與內部規範自行約束董事行為。換言之，在與法人簽約時，真正的風險判斷不在於法人「能不能簽約」，而在於「是誰代表法人簽約」以及「其代表資格是否符合法人內部規範」，實務上即必須檢視章程、董事會決議、授權文件與登記資料，以確認簽約者是否具備對外代表權，否則即可能發生代表權爭議。

 

至於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未具法人格之組織，原則上並不具備獨立於成員之外的權利能力，其權利義務仍須回歸由具體自然人來承擔與行使，這也是為何法律實務上常強調，非法人組織對外行為，除非法律特別承認其地位，否則仍須由實際負責之私人承擔責任，否則即可能落入責任歸屬不明的灰色地帶。綜合而言，自然人要看行為能力，法人要看章程與代表資格，非法人則原則上回歸私人責任，這並非形式分類，而是私法秩序中確保法律行為有效性與責任可歸屬性的根本結構，在合約與其他法律行為中，唯有確實完成這些身分與能力的檢視，法律關係才能真正穩定成立，否則即便條款再完美、文字再嚴謹，也可能因「人」的問題而全盤崩解。

 

進一步從實體法的角度來看，合約中出現的「人」，並非一概而論，而必須依其法律地位與與契約的關聯性加以區分，否則極易在效力範圍判斷上發生錯誤，實務上可將合約中的人概括區分為三種類型，即當事人、關係人與第三人，其中當事人乃契約關係的核心主體，亦即彼此權利義務直接對立並相互拘束之雙方，例如買賣契約中的買方與賣方，租賃契約中的出租人與承租人，只要被認定為當事人，契約中所約定的一切權利與義務，原則上均全面適用於其身上，無從選擇性承擔；關係人則係指與當事人之一方存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利害關係，而其權利義務是否受契約拘束，須視法律規定或契約內容而定，例如公司契約中之董事、保證人、實質負責人或特定被指定負義務之第三人，關係人往往不會完整承擔契約全部內容，而是僅在特定範圍內受拘束；至於第三人，則原則上並非契約效力所及之對象，合約對其既不生權利亦不生義務，第三人在契約中多半僅作為限制、排除或描述對象存在，例如保密條款中所稱「不得對第三人揭露」，此處之第三人並非特定自然人，而是泛指非當事人與非關係人之任何他人。正因這三種類型之人，其法律效果截然不同，因此在審閱或草擬契約時，首要任務即在於辨識合約中究竟哪些人是「主角」、哪些只是「插花角色」、哪些只是「背景角色」，並據此確認自己究竟站在何種立場來檢視契約內容，否則極可能誤將僅部分適用的條款，誤認為全面拘束，或反之低估自身實際應負的責任。

 

再者，「人」的身分有時亦會直接影響契約的法律適用，尤其在涉外契約中，當事人之國籍、住所地或主要營業地，往往成為決定準據法的重要連結因素之一，若未事先確認簽約主體的身分與屬性，極可能在爭議發生後，才發現適用法律並非原先預期的法制，進而增加不可預測的風險。

 

然僅有形式上的身分分類仍嫌不足，真正危險之處在於「名實不符」，亦即合約上所寫的那個人，是否真的是實際承擔權利義務的那個人，從法律深水區的角度來看，要成為一個有效的合約主體，至少必須通過自然人或法人的基本門檻，自然人係指具備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之個人，法人則是法律所創設的擬制主體，如公司、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等，法人雖無血肉之軀，卻能以自己名義取得權利、負擔義務，而在實務上最常見的問題，正是法人名義與自然人行為之混淆，例如究竟是公司簽約，還是股東個人簽約，究竟是代表人以公司名義為法律行為，抑或以自己名義擔保或承諾，若未在契約中明確區分，極易導致責任歸屬爭議。

 

因此，在合約實務中，對於「人」的確認，不能僅停留在文字層次，而必須落實為具體的核對行為，實務上可歸納為三階段確認，即首先確認「這個人是誰」，例如透過身分證件、公司登記資料、授權文件，確認簽約者的真實身分；其次確認「這個人是以什麼身分出現」，即其在契約中究竟是買方、賣方、代表人、關係人或僅為第三人；最後則是確認「這個人與其身分是否相符」，亦即其是否有權以該身分簽約，是否存在限制行為能力、是否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或是否欠缺有效授權。這樣的確認流程，表面上繁瑣，實際上卻是防止日後契約被否認、責任落空或錯置的最有效方法。

 

進一步而言，合約中的「人」並非僅是法律效果的承受者，更是契約內容設計時不可忽略的出發點，因為契約終究是為人服務的制度，而非反過來讓人成為文字的附庸，這也正是為何在契約撰擬過程中，必須充分理解當事人的真實意圖與特定要求，法律專業的角色，並非代替當事人做決定，而是協助其將模糊的想法轉化為具體可執行的法律安排。

 

實務上，當事人往往無法精確使用法律語言表達其需求，甚至可能混淆不同法律關係的性質，例如將租賃誤認為借貸，將股權轉讓誤認為公司發行新股，此時若未深入溝通其真正目的，貿然落筆，極可能導致契約雖形式完備，卻完全背離當事人原本期待。

 

此外，當事人往往會對某些文字、條款或象徵性表述特別在意，這些內容即便在法律上未必具關鍵效果，卻可能對當事人心理產生重大影響，在不危及契約整體效力與目的之前，適度納入這些要求，往往有助於提高契約的可接受性與履行意願；反之，若當事人的特定要求可能導致契約無效或目的無法達成，則法律專業者更應據理說明、完整溝通並留下書面紀錄，以避免日後責任歸屬不明。

 

歸根究柢，合約中的「人」因素，並非單一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橫跨形式、實質、證據、效力與溝通的複合議題，唯有在簽約前即充分辨識、確認並尊重這些因素，契約才能真正發揮促進交易、穩定法律關係的功能，而非在爭議發生時，成為彼此攻防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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