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在數位時代，「不想被喚起的過去」之所以令人痛苦，往往不是因為某一篇內容仍然存在於網路角落，而是因為搜尋引擎把原本零散、沉在海底的資訊重新組裝成「一鍵可得」的記憶：姓名一輸入，立刻跳出舊聞連結、摘要片段、關鍵字建議，甚至在你還沒打完名字時就先替你補齊「某某案」「某某爭議」「某某負面標籤」。

 

因此，當事人真正想處理的，常常不是「要求源頭網站把文章刪掉」那種近乎不可能的全網清除，而是「降低可及性」：讓過往資訊不再因檢索系統的力量被無限放大、被任何人以最低成本反覆挖掘與貼標。

 

從法律角度看，這個問題牽涉至少三組價值衝突與權利定位：第一是個人資訊自主權、隱私權、名譽權與人格尊嚴的保護；第二是公眾的知情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資訊流通利益；第三則是科技平台（搜尋引擎）在資訊社會中的角色究竟是「中立管道」還是「蒐集、處理、利用個資的資料控制者」。我國法制並未像歐盟一般，直接把「被遺忘權」明文化成獨立、可對抗平台的絕對權利，但這不代表台灣人民就只能認命；相反地，實務早已在既有規範中找出可運作的請求權基礎與審查框架，核心便是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民法第18條的人格權救濟，並以法益衡量、比例原則作為裁判的主軸。

 

首先必須釐清：向Google要求「移除搜尋結果」在法律上到底是什麼行為？很多人直覺認為「Google只是把別人的網頁列出來，資料又不是它寫的，怎麼會是它的責任」，但這種直覺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已不足以回應平台的實質影響力。

 

搜尋引擎業者經營搜尋引擎服務，係自公開網頁檢索取得資料，並於網路使用者輸入關鍵字查詢時提供搜尋結果與連結，加速資訊流通、使使用者易於接近取得資訊；此一運作模式本質上涉及自網路取得個人資料並加以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隱私受侵害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資訊自主權與隱私權自有受保護之必要，而個資法之制定即在於保障個人資訊自主決定之人格權。

 

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489號民事判決：「查現今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發達，自網路取得個人資料，加以蒐集、處理或利用，甚為普遍，搜尋引擎業者提供檢索結果及連結，加速資訊流通，使網路使用者易於接近取得資訊、滿足知的權利；相對的，個人隱私受侵害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資訊自主權及隱私權自有受保護之必要，個資法之制定即係為保障個人資訊自主決定之人格權。個資法第5條、第11條第3項前段、第4項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是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合法、有特定目的，且不得逾越必要範圍。資訊主體對於曾經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因時間經過，其被蒐集、處理或利用之特定目的已不存在，或已逾越該目的之必要範圍，自得請求該資料之蒐集或處理者予以刪除。關於必要性存否之認定，應就資訊主體之資訊隱私權與公眾知的權利之公共利益，為法益之衡量。關於必要性存否之認定，應就資訊主體之資訊隱私權與公眾知的權利之公共利益，為法益之衡量。被上訴人經營搜尋引擎，自公開網頁檢索取得資料，於網路使用者輸入關鍵字進行資料查詢時，提供搜尋結果，使

乃原審未斟酌被上訴人提供搜尋引擎服務之性質、刪除如附表編號1至4、11至13所示搜尋結果對網路使用者接近利用資訊之影響，該搜尋結果所連結之資料被公開當時之社會狀況及其後之變化，該資料所涉公共利益之具體內涵、記載隱私事實之必要性、公開資料對上訴人隱私侵害之程度，上訴人公眾生活之角色、其行為造成結果之關連性等因素，遽以前揭理由謂上訴人不得依個資法第11條第3、4項規定，請求刪除如附表編號1至4、11至13所示之搜尋結果，尚嫌速斷。」

 

這段論理的關鍵不在於「Google是否創作內容」，而在於「Google是否在做個資的蒐集、處理、利用」，只要答案是肯定，個資法的義務就有可能加諸於搜尋引擎業者；這也直接否定了「平台永遠只是中立轉載」的想像。

 

接著就進入請求權基礎：個資法第5條要求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目的具有正當合理關聯；個資法第11條第3項前段則明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第11條第4項亦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這三個條文合在一起，形成一條清晰的法律路徑：即使個人資料曾經「合法公開」，也不意味著它可以被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無限期地蒐集、處理與利用；當時間經過、社會情境改變，原先蒐集、處理或利用的特定目的可能已不存在，或搜尋引擎所提供的可及性已逾越達成目的所必要的範圍，資訊主體就可能取得請求刪除或停止利用的權利。

 

資訊主體對於曾經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因時間經過，其被蒐集、處理或利用之特定目的已不存在，或已逾越該目的之必要範圍，自得請求該資料之蒐集或處理者予以刪除。這裡的「刪除」並非抽象口號，而是具體指向搜尋引擎的「搜尋結果與連結」：它不是要你把世界上的文章都抹除，而是要降低搜尋引擎所造成的二次擴散與再曝光效應，這也使救濟更符合比例原則，因為它對資訊流通的衝擊較小，卻能對個人權利的侵害下降產生顯著效果。另一方面，若個資法處理的是「資料處理的適法性與必要性」，民法第18條則提供「人格權侵害的除去、防止」這條更偏向人格尊嚴與精神利益保護的救濟通道：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這使得當事人不必把爭點侷限在「個資法義務」而已，仍可從人格權角度主張平台提供特定搜尋結果造成持續侵害，請求排除侵害方式之一便是「移除特定搜尋結果」。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民事判決：「原法院依我國民法第十八條規定，為上訴人不利之論斷，並無不合。其次，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以『不法』為要件；而不法性之認定，採法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倘衡量之結果對加害人之行為不足正當化，其侵害即具有不法性。原審衡酌系爭報導內容屬被上訴人與患者之私權爭端，無涉公共利益，認系爭報導已過度侵入被上訴人個人隱私，損害其名譽，上訴人應負侵害被上訴人人格權責任，自無違誤。」

 

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以不法為要件，不法性之認定採法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法益、加害人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判斷；衡量結果若不足以正當化加害人行為，侵害即具不法性。該判決並在具體案情中衡酌報導內容屬私權爭端、無涉公共利益，認其已過度侵入個人隱私並損害名譽，而肯認人格權侵害責任。把這個脈絡放回「要求Google移除搜尋結果」的爭議，就可以看出我國實務的共同底層：不論走個資法或民法第18條，核心都不是喊一句「我不喜歡，所以要刪」，而是以「必要性」與「法益衡量」決定界線，並用比例原則把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放到同一張天秤上。問題因此變成：法院究竟怎麼衡量？

 

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489號判決已把衡量因素列得很具體，等於提供實務操作的檢核表：其一，刪除搜尋結果對公眾接近利用該資料的影響；其二，該資料被公開當時的社會狀況及其後變化；其三，該資料所涉公共利益之具體內涵；其四，記載隱私事實的必要性；其五，公開資料對被蒐集人隱私侵害的程度；其六，被蒐集人公眾生活的角色；其七，被蒐集人行為造成結果之關聯性。這七項因素有一個共同指向：它們不是把「過去是否真實」當成唯一答案，而是把「現在仍有沒有必要讓它如此容易被取得」作為審查核心；換言之，搜尋引擎的問題不是「你曾經做過什麼」，而是「時間推進後，你還要不要被這麼便宜地定義」。也因此，很多人誤以為「只要是判決書公開、新聞曾報導，就一定不能刪」，這是過度簡化：判決書屬於資訊公開制度的一環，確實往往與公共利益、司法透明有關，但在個案中仍可能因時間久遠、當事人現已回歸私人生活、再曝光造成的侵害過鉅，而需要討論是否「逾越必要範圍」。反過來說，也不是「只要是負面訊息就一定能刪」，因為公共人物的政治責任、重大公共事件的社會記憶、消費者保護與公共安全等，都可能使資訊仍具高度公共利益，刪除反而會讓公眾知情權受損。

 

實務因此走向「個案權衡」：當資訊內容具有明顯公共利益（例如涉及重大公共事件、公共安全警示、仍具現實意義的消費資訊），刪除的門檻就會提高；當資訊內容屬私人糾紛、純屬八卦、或已明顯過時且與當事人現況無合理關聯，且再曝光造成的侵害仍在持續擴大時，刪除的正當性就更容易被建立。尤其在網路結構下，「侵害」往往不是一次性，而是搜尋系統的反覆推送造成長期、可預期的二次侵害：每一次求職、合作、交友、商務往來，只要對方Google一下名字，過去就被重新播放一次；這種「可及性」本身就是損害擴大的機制，也是法院認為「禁止大型搜尋引擎顯示特定結果」能有效降低侵害的重要理由。

 

再者，程序策略上也必須回到證據與主張：當事人若要請求移除搜尋結果，不能只說「我很困擾」，而應提出可被衡量的事實：該搜尋結果連結的內容是否包含個人資料、是否涉及隱私事實或負面標籤、是否存在不實或誤導、公開距今時間、當事人現為何種社會角色（已非公眾人物或已回歸私人生活）、再曝光對生活造成的具體影響（例如工作、社會評價、安全威脅）、以及為何原蒐集目的已消失或已逾必要範圍。

 

從個資法角度，尤其要把「特定目的」說清楚：搜尋引擎蒐集並提供該資料的正當目的可能包括促進資訊流通、滿足知的權利，但這個目的並不是無限上綱的免死金牌，仍須受「不得逾越必要範圍」的限制；當連結內容本身已不具公共利益，或當事人已回歸私人生活而侵害顯著，法院就可能認為繼續提供結果已逾越必要範圍。從民法第18條角度，則要聚焦在「人格權侵害是否仍在繼續」以及「除去侵害的適當方式」：在網路世界，最有效的除去方式未必是逼源頭刪文，因為內容可能散落、鏡像、備份、轉載無數；相較之下，針對搜尋引擎「去索引」「去連結」「去建議」的措施，反而更能降低擴散，符合比例原則與實效性。

 

當然，實務也會面對「全面禁止的侷限」：就算Google刪除，其他搜尋引擎仍可能搜尋得到；就算刪除特定關鍵字結果，別人用不同關鍵字仍可能找到；就算去索引，原始網站仍在。這些侷限不代表救濟無用，而是提醒我們，法律救濟的定位本來就是「降低侵害」而非「抹除歷史」，也是為何台灣更傾向將刪除理解為降低可及性，而非打造一個可任意清洗過去的權利。若把視野再放大到比較法，歐盟以個人資料保護為核心發展被遺忘權，強調個人可要求移除「明顯過時且不相關」的資訊，並透過GDPR制度化；美國則因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與出版自由高度保障，普遍不採此概念；日本雖曾在判例上討論類似保護，但門檻偏高、同樣走衡量路線。

 

台灣處於兩者之間：既未把被遺忘權寫成可掃蕩一切負面資訊的超級權利，也未把平台責任完全免除，而是讓個資法的「目的、必要性」與民法人格權的「不法性衡量」共同運作，以個案判斷取代一刀切。這樣的設計看似麻煩，卻有其制度理性：它避免權利被濫用成「負面新聞消音器」，同時也避免個人在網路記憶前毫無反抗能力。

 

真正的重點在於，當事人要理解法院想聽的不是情緒，而是衡量：你的過去為何不再具有公共利益？搜尋引擎再提供結果為何已逾越必要範圍？侵害程度如何具體化？刪除是否會過度影響公眾接近利用資訊？若能把這些問題用證據與事實回答清楚，台灣法制其實已提供一條可行的路，讓「不想被喚起的過去」不再永遠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被搜尋系統反覆播放；而這條路的哲學也很清楚：不是否認歷史，而是拒絕讓科技把歷史變成永久的標籤，不讓人格尊嚴在無限可及性面前被輕易碾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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