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的核心問題，從來不只是「誰對誰錯」，而是「誰必須證明什麼」。法院並非全知全能的事實重建機器，面對的是已然發生、無法重現的歷史事實，只能透過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加以認定。當證據調查終結後，某一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時，法院依法不得拒絕裁判，而必須作出勝敗判斷。此時，究竟由誰承擔「事實不明」所生的不利益，便是舉證責任制度的核心功能。

 

一、舉證責任的基本概念：敗訴風險的制度化分配

所謂舉證責任，乃指在特定法律效果發生或不發生所必要之事實，其存否於訴訟終結時仍不明時，應由哪一造當事人承擔敗訴的不利益，並因此負有提出證據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之責任。學理上並區分為「客觀舉證責任」與「主觀舉證責任」。

 

客觀舉證責任，是一種結果責任，係指在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依法律規範事前決定由何方承擔不利益。此一責任在訴訟開始之前即已存在，不因具體審理過程而改變。主觀舉證責任，則是當事人於訴訟進行中，為避免承擔不利益判決，而必須積極提出證據進行證明的行為責任。辯論主義下，主要事實之主張與舉證，皆由當事人負擔；若僅有主張而無舉證，法院即不得以該事實作為裁判基礎。

 

概括而言，舉證責任就是：提出證據證明特定事實為真實的責任，若無法盡此責任，將承擔主張無法成立的不利益。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明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此一規定，確立了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誰要從法院那裡「拿到」法律效果，誰就必須證明構成該效果的事實存在。

 

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早已指出，民事訴訟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有瑕疵，仍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即民事訴訟中「先證責任」的經典表述：原告若連權利發生的基本事實都無法證明，被告即使什麼都不說，原告也會敗訴。

 

因此，對於權利主張之原告而言，「權利發生要件事實」就是其「有利於己」之事實，原告必須就此負舉證責任。相對地，被告若欲阻卻該權利，則須就權利障礙、權利消滅或權利排除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87號判例即指出，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僅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至於他造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則應由他造舉證證明。此一見解，已清楚揭示舉證責任與「權利構成要件」之間的對應關係。

 

二、以「借貸糾紛」為例：誰該證明什麼？

對於主張或抗辯的事項，當事人有提出證據來證明的責任。如果沒有盡到這個舉證責任，可能導致那個有利事實被法院認定為不可採信。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此為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因此對於權利主張之原告而言，「權利發生要件事實」即為其「有利於己」之事實，原告須對此事實負舉證責任，相類的判例、解釋有：（一）最高法院48年臺上字第887號判例：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僅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至於他造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應由他造舉證證明。（二）最高法院68年臺上字第1081號判例：民法第169條所謂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以本人實際知其事實為前提，其主張本人知此事實者，應負舉證之責。（三）司法院院字2269號：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要件者，在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在其他之訴，應由原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非債清償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以對於不存在之債務而為清償之事實，為其發生之特別要件，自應由主張此項請求權存在之原告就該事實之存在負舉證之責任，而該事實存在，係以所清償之債務不存在為前提，故該原告就其所清償之債務不存在之事實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28上字第1739號民事判決，不過本此理由而為同一之論斷，與消極確認之訴之舉證責任毫無關係。

 

所謂舉證責任者，乃特定法律效果之發生或不發生所 必要之事實存否不明之場合，當事人之一造因此事 實不明，將受不利益之判斷，乃必須就該事實提出 有關證據，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謂也（王甲 乙、楊建華、鄭建才，1998）。 舉證責任又可分為客觀舉證責任與主觀舉證責 任。所謂「客觀舉證責任」，係指法官就法律規定之 要件事實，於言詞辯論終結時無法判定真偽，此時 就該法律規定無法適用，所產生之不利益歸於一造 當事人。故關於某特定訴訟事實須由何造當事人負 客觀之舉證責任，在訴訟以前即已決定，不受具體 訴訟審理過程之影響。而「主觀舉證責任」，乃為當 事人為避免受不利益之判決，在法院審理過程中， 積極的就有爭執之事實，為證據之提出以為證明。 故在辯論主義下之訴訟，主要事實之主張與舉證， 皆由當事人負擔，若當事人不主張，或僅有主張而 未舉證，法院即不得以該事實為裁判之基礎（陳彩 霞，1972）。

 

概括而言，指提出證據證明特定事實為真實或與主張相契合的責任，若無法盡此項責任，可能須承擔主張無法成立的不利益。

 

就民事法領域的舉證責任，原則上是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1]。」

 

就刑事法領域的舉證責任，原則上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2]。」最常見、也最容易引發誤解的類型，便是民間借貸糾紛。假設甲對乙提起訴訟，主張乙向其借款新臺幣五十萬元，迄今未還，請求法院命乙返還借款。此時，甲作為原告，係主張「借貸法律關係存在」以及「借款尚未清償」。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甲必須證明構成借貸請求權的權利發生要件事實，包括：

 

一、雙方曾有借款之合意；

二、甲已將金錢交付乙；

三、該債務目前仍存在，尚未清償。

 

實務上，原告常提出匯款紀錄、支票影本、借據或對話紀錄，試圖證明「有給錢」這件事。但僅能證明「金錢移轉」，並不足以當然證明其性質為「借款」。因為同一筆金錢移轉，可能基於買賣價金、贈與、清償舊債、合夥出資、代墊費用等多種原因。

 

因此，若甲僅提出匯款單，證明其曾將五十萬元匯入乙帳戶，但無法證明雙方間有「借貸合意」，法院於證據調查終結後，若仍無法確信該金錢移轉係基於借貸關係，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其不利益即應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甲承擔，結果即為原告敗訴。縱使乙完全不提出任何證據，甚至其說詞前後矛盾，只要甲未能證明借貸要件事實存在，法院仍應駁回其請求。

 

這正是「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在借貸案件中的最典型呈現。

 

反之，若甲已提出借據、對話紀錄、證人證言等，使法院形成高度蓋然性的心證，認定雙方確有借貸合意並已交付金錢，則借貸請求權的權利發生要件已被證明。此時，舉證的重心便移轉至乙。若乙主張「已經還錢了」，那麼「清償」便屬於權利消滅事實，乙即須就「已清償」負舉證責任。乙若僅空言抗辯而無法提出還款證明，則應承擔敗訴結果。

 

同理，若乙抗辯「該筆款項並非借款，而是甲給我的贈與」，則「贈與」作為阻卻借貸關係成立的權利障礙事實，亦應由乙負舉證責任。

 

由此可見，舉證責任並非永遠固定在原告或被告一方，而是隨著權利構造與攻防內容而移動：

原告須證明權利發生要件；

被告則須證明權利障礙、消滅或排除事實。

 

三、不當得利型態下「無法律上原因」的舉證責任

 

在借貸爭訟之外，另一個極易與借款混淆的類型，便是不當得利。實務上常見情形為：原告主張「我把錢給了你，但我們之間根本沒有債務關係，你不應該取得這筆錢」，因此改以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此時，舉證責任的配置即出現顯著差異。

 

最高法院長期見解指出，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之原告，若係因自己之行為而致其原本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該財產變動「無法律上原因」此一消極事實之舉證困難，所生風險應歸諸原告，始屬公平。亦即，原告必須證明：

一、被告確實受有利益；

二、自己因此受有損害；

三、該利益之取得「無法律上原因」。

 

所謂「無法律上原因」，係指該金錢移轉並非基於有效之債權關係或其他法律上原因。由於該要件本質上屬消極事實，舉證上固有困難，但實務仍要求原告負責，理由在於：該財產變動係由原告自己所造成，若允許原告僅證明「我給過你錢」，即推定「你無權受領」，將使被告陷於極度不利之處境，亦與交易安全不符。

 

因此，在不當得利型態中，即使原告能證明匯款事實，仍須進一步證明雙方間不存在買賣、贈與、借貸、清償等法律關係。若法院於調查證據後，對「是否存在法律上原因」仍陷於真偽不明，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其不利益仍應由負舉證責任之原告承擔，結果即為敗訴。

 

此一結論與借貸案件形成鮮明對比：在借貸之訴中，原告須證明「存在借貸法律關係」；在不當得利之訴中，原告須證明「不存在任何法律關係」。兩者看似方向相反，實則均貫徹同一原理：誰欲自法院取得法律效果，誰即須證明構成該效果的要件事實。

 

四、客觀舉證責任與主觀舉證責任在實務中的意義

 

理解借貸與不當得利之差異後，更可體會客觀舉證責任與主觀舉證責任之實際功能。

 

客觀舉證責任，係指在言詞辯論終結時，法院仍無法確定某一要件事實之真偽時，應由何方承擔敗訴風險。此一責任，於訴訟開始前即依法律規範確定，例如：

在借貸訴訟中，借款合意是否存在，若不明，敗訴風險歸原告；

在不當得利訴訟中，是否「無法律上原因」，若不明，敗訴風險亦歸原告；

在「已清償」抗辯中，是否已還款，若不明，敗訴風險歸被告。

 

主觀舉證責任，則表現在訴訟過程中。負有客觀舉證責任之一方，若不願承擔敗訴結果，即必須積極蒐證、提出證據、說服法院形成心證。例如：

借貸案中，原告若僅提出匯款單，即可能不足以證明借貸合意，為避免敗訴，便須進一步提出借據、對話紀錄、證人證言；

被告若主張已還款，則須提出收據、轉帳紀錄或其他還款證明。

 

主觀舉證責任正是當事人「為避免敗訴而必須採取的訴訟行為義務」。其運作，使舉證責任制度不僅是裁判階段的風險分配工具，更成為引導訴訟行為的重要機制。

 

五、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在借貸案件中的運用

 

雖然借貸案件原則上由原告證明借貸合意與交付事實，但在特定情形下，若嚴格適用原則顯失公平，法院仍得依第277條但書調整風險分配。例如：

 

當雙方長期存在金錢往來關係，且交易模式明顯偏向借貸，而被告掌握完整帳冊或資金流向資料，卻拒不提出；或原告已提出高度蓋然性之證據，足以依經驗法則推認為借款，而被告僅以抽象否認抗辯，法院即可能透過降低證明度，認原告已盡舉證責任，進而要求被告提出反證。

 

又如，原告提出借據影本，而正本掌握於被告，被告卻否認其真正性並拒不提出原件，法院得依誠信原則與事證解明義務，作出對被告不利之推論。此時，形式上舉證責任仍在原告，但實質上，風險已部分轉移至被告。

 

這正顯示，第277條但書並非推翻基本原則，而是在維持「由主張者負責」架構下，透過證明度調整、事證解明義務與不利推論，避免程序成為實體正義的障礙。

 

六、僅有匯款證明時，法院如何形成心證

 

回到最常見的爭議核心：若原告僅能提出匯款紀錄，法院是否一定會認為「不足以證明借貸關係」？答案並非絕對。

 

法院於形成心證時，並非孤立看待單一證據，而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真偽，並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

 

因此，匯款紀錄本身雖不足以必然證明借貸，但若配合以下情狀：

雙方並無買賣或其他交易關係；

匯款後，被告曾以訊息表示「我會盡快還你」；

被告過去亦曾向原告借款；

金額與雙方經濟狀況顯不符合贈與常態；

 

法院即可能依經驗法則認為：該金錢移轉具有高度蓋然性係基於借貸關係，而認原告已盡其舉證責任。

 

反之，若雙方本即存在買賣往來，或原告長期對被告提供資助，且被告自始否認借款，法院即可能認為匯款紀錄無法排除其他合理可能性，因而判定借貸關係未經證明，原告敗訴。

 

此一過程，正體現舉證責任、證明度與自由心證之交互作用：

原告負有客觀舉證責任；

法院依經驗法則判斷其證據是否達到所需證明度；

若未達標準，敗訴風險即由原告承擔。

 

七、結語：舉證責任作為訴訟策略的起點

 

舉證責任並非僅屬理論概念，而是訴訟策略的起點。當事人在提起訴訟前，應先問自己三個問題：

我想要法院給我什麼法律效果？

構成該效果的要件事實有哪些？

其中哪些事實依法由我負責證明？

 

以借貸為例，若無法證明借貸合意，僅有匯款事實，便應審慎評估改以不當得利請求是否更為妥當，或補強證據後再行起訴。對被告而言，亦須清楚理解，何時應僅否認即可，何時必須積極提出反證，否則將承擔敗訴風險。

 

舉證責任制度的本質，即在於將「事實不明時誰敗訴」此一重大後果，轉化為事前可預測的規則。正是在此可預測性之下，民事訴訟得以成為一套理性而值得信賴的紛爭解決機制，而不致流於偶然與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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