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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例解析

偽造犯罪體系呈現由國家金融主權（貨幣）→資本市場秩序（有價證券）→市場計量公平（度量衡）→行政與交易信用（文書印文）之層層保護架構。其共同核心在於維護社會信賴基礎。實務透過對「足生損害」「行使既遂」「有形與無形偽造」等概念之精細化解釋，使偽造犯罪不僅回應傳統紙本文書，更能涵蓋電磁紀錄與數位支付工具。整體制度展現刑法在公共信用保護上的功能性與前瞻性。

 

一、偽造犯罪之體系定位與保護法益

 

刑法分則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所規範之偽造犯罪，涵蓋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偽造度量衡及偽造文書印文等罪名，係以維護社會整體之「公共信用」與「交易安全秩序」為核心保護法益。此類犯罪之立法目的，並非僅保障個別被害人財產或利益，而係防止社會對於金融制度、文書真實性與市場計量標準之信賴遭受破壞。換言之，其保護對象屬於超越個人層次之制度性法益，具有高度公共性與秩序性。

 

在體系定位上，偽造犯罪屬於「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最高法院歷來判決指出，偽造貨幣或文書行為，即使尚未實際造成財產損失，只要足以動搖公眾信賴，即已成立犯罪，顯示此類犯罪多屬抽象危險犯或信賴侵害犯。其構成要件通常包含「意圖供行使之用」或「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等要素，強調潛在危險與制度侵害，而非實害結果。

 

偽造犯罪之體系可依保護法益層級區分為數個面向。首先，偽造貨幣罪（第195條以下）保護國家貨幣發行主權與金融穩定，屬於國家經濟秩序之核心。其次，偽造有價證券與支付工具犯罪（第201條、第201-1條）保障資本市場與電子交易安全，維繫金融流通秩序。再次，偽造度量衡罪（第206條以下）確保市場計量之正確與公平交易基礎。最後，偽造文書印文罪（第210條以下）則以文書真實性與行政公信為中心，保護社會對於書面或電磁紀錄之信賴。

 

在構成要件結構上，學理區分為「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有形偽造係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無形偽造則為有製作權人於文書中登載不實事項。最高法院多次指出，判斷是否成立偽造文書，應以是否侵害文書之真正性與社會信賴為準，而不以是否實際產生損害為必要。此種解釋方式，使偽造犯罪之核心價值定位於「信用保護」，而非僅為財產損害預防。

 

此外，偽造犯罪之罪數計算，實務上採取以偽造標的種類為準之原則，而非以被害人人數為基準。其理由在於，侵害之法益為公共信用，而非個別財產利益。此一見解，有助於避免將制度性犯罪過度分割，維持刑法體系之一致性。

 

刑法分則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所規範之偽造犯罪，並非單純侵害個別被害人財產利益，而是以「社會公共信用」與「交易安全秩序」為核心法益。從偽造通用貨幣（第195條）到偽造公文書（第211條），立法者透過不同層級之刑度配置，形成由國家金融主權到一般交易秩序之保護階層。實務一貫強調，此類犯罪屬於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其罪數判斷原則應以「文書或標的種類」為計算基準，而非被害人人數（84台上669）。

 

二、偽造貨幣罪

 

偽造通用貨幣之構成要件

刑法第195條規定，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通用之貨幣、紙幣、銀行券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刑度之重，反映貨幣制度對國家經濟秩序之基礎性地位。本罪之保護法益在於國家貨幣發行權與金融秩序。只要具備「意圖供行使之用」之主觀要件，即使尚未流入市場，未遂亦罰。此屬高度抽象危險犯，著重於對金融秩序之潛在威脅。

 

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通用之貨幣、紙幣或銀行券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所謂「通用」，係指於國內現實流通並具法定支付效力之貨幣，已停止流通之舊幣或紀念幣原則上不屬之；「偽造」係指無權製作足以冒充真幣之外觀，使一般人足以誤認為真幣；「變造」則係對真幣加以加工或改造，使其價值、外觀或表示發生不實變更。構成要件上除客體與行為外，尚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意圖供行使之用」，即有使該偽造或變造貨幣進入交易流通之意思，若僅為研究、收藏或戲劇道具而無流通意圖，原則上不成立本罪。第195條第2項明定未遂犯亦罰，顯示立法者對於貨幣犯罪採取高度防制態度，將刑事責任前置於危險尚未實現之前。

 

行使、收集與交付（第196條）

第196條處罰行使偽造貨幣及收集、交付行為，刑度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係對流通階段之制裁。值得注意者，收受後始知為偽幣而仍行使者，僅科罰金，顯示主觀惡性不同之區別。

 

刑法第196條則規範流通階段之犯罪，包括行使偽造或變造之通用貨幣，或意圖供行使而收集、交付於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罰金。所謂「行使」，依實務見解係將偽幣置於交易流通，使相對人得以接觸並基於其真實性而為財產處分行為，只要已達使他人得以知悉並信賴之程度，即屬既遂；若尚未達該程度，則屬未遂。第196條第2項進一步規定，收受時不知為偽幣而於其後知悉仍行使者，僅科罰金，係基於主觀惡性較低之區別處理，顯示刑法在責任評價上兼顧主觀要素之差異。

 

減損貨幣與預備行為（第197條、第199條）

減損貨幣分量之行為（第197條），例如削薄硬幣，亦屬破壞貨幣信用。第199條則處罰製造或交付偽造器械原料之行為，屬於「預備犯前置化」之立法技術，從源頭防堵假幣犯罪。

 

除偽造與行使外，刑法第197條亦處罰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減損通用貨幣分量之行為，例如削薄硬幣或抽取金屬成分，使其價值減少而仍企圖流通，此種行為雖非製造假幣，但同樣破壞貨幣信用，故設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未遂亦罰。第198條則規範行使減損分量之貨幣及其收集、交付行為，刑度相對較低，反映其法益侵害程度與偽造假幣仍有差別。

 

為防堵犯罪源頭，第199條進一步處罰意圖供偽造、變造或減損貨幣之用而製造、交付或收受各項器械、原料之行為，此屬預備階段之處罰，顯示立法者採取前置化防制策略，避免假幣犯罪形成規模化或組織化。

 

沒收之特別規定（第200條）

第200條明定偽造貨幣及器械原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一律沒收。此屬保安性質之沒收規定，重在防止再度流通。第200條則明定偽造、變造之貨幣及減損分量之貨幣，並包括前條所列器械原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一律沒收，屬保安性質之沒收規定，其目的在於防止再度流通與繼續危害貨幣信用。關於罪數關係，若行為人先偽造貨幣後再行使，實務上通常認為行使行為為偽造行為之當然發展階段，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處斷，或認為行使為不罰後行為；若以偽幣詐取他人財物，則偽造貨幣罪與詐欺罪間多成立想像競合，依從一重處斷原則處理。整體而言，偽造貨幣罪之制度設計呈現三項特徵：其一，重刑化以彰顯對國家金融秩序之高度保護；其二，未遂與預備行為之處罰，展現預防性刑法思維；其三，全面沒收規定確保假幣及工具不再流通。在數位支付與金融科技發展迅速之現代社會，雖貨幣形式逐漸多元，但法定貨幣之信用仍為經濟基礎，偽造貨幣罪之核心功能仍在於維持社會對貨幣真實性之基本信賴，確保交易秩序與金融穩定不受侵害。

 

三、偽造有價證券罪

偽造貨幣罪規範於刑法分則第十二章，其立法核心在於維護國家貨幣制度之公信力與金融秩序之穩定。貨幣作為國家主權之象徵與經濟流通之基礎，一旦其真實性遭破壞，將直接動搖整體交易安全與社會信用，因此刑法對此類犯罪設置高度刑度，並採取未遂處罰與沒收之嚴格規範。

 

偽造貨幣罪所保護之法益，並非單純個別財產利益，而係「國家貨幣信用」與「金融交易秩序」。最高法院實務一貫認為，本罪屬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具有抽象危險犯性質，只要行為足以動搖公眾對貨幣之信賴，即已成立犯罪，不以實際流通或造成損害為必要。

 

有價證券之偽造（第201條）

第201條規範偽造公債票、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所謂有價證券，係指表彰一定財產權並具占有性與流通性之權利憑證。偽造此類證券，直接侵害資本市場之信用基礎。本罪之成立同樣要求「意圖供行使之用」，屬抽象危險犯。

 

有價證券與文書在刑法體系中雖分屬不同章節規範，然其共同核心在於保障社會交易秩序與公共信用。二者均屬於以「表示一定法律上意思或權利內容」為核心之媒介，但在法理結構與保護法益層面上仍具有本質差異。有價證券之本質，在於權利與證券結合，權利之存在、移轉與行使均以占有該證券為前提，具有高度流通性與占有性；文書則著重於意思表示或事實狀態之證明功能，未必與權利本身結合，其核心在於證明與表示功能，而非權利化之占有結構。因此，刑法在規範上區分第十三章偽造有價證券罪與第十五章偽造文書印文罪，正是基於兩者功能與社會危險性之不同。

 

刑法第201條規定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行使者亦罰。所謂有價證券，依通說與實務見解，係指表彰一定財產上權利，並以占有該證券為權利行使前提之文書，例如股票、公司債、支票、本票等。其特徵在於權利具體化與證券化，亦即權利之存在與證券不可分離。正因如此，一旦偽造有價證券，不僅侵害單一交易相對人之財產利益，更可能動搖整體市場信用與金融秩序，故刑度明顯高於一般偽造私文書罪。實務上亦強調，判斷是否屬有價證券，應觀察其是否表彰一定財產權利、是否具有占有性、流通性及獨立性，而非僅依名稱決定。例如銀行印製之取款憑條，雖具財產價值之關聯性，但因不具自由流通性與權利結合性，最高法院曾認其僅屬私文書，而非有價證券。

 

此外，刑法第201條與第216條行使規定之適用，與偽造文書罪體系有相似之結構。行為人若先偽造有價證券，再加以行使，實務上多採吸收理論或想像競合處理，認為行使為高度行為，吸收偽造之低度行為。然若另涉詐欺罪，則因保護法益不同，一為公共信用與金融秩序，一為個人財產權，通常成立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此種法益區分，正顯示有價證券犯罪在刑法體系中屬於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類型，而非單純財產犯罪。

 

電子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第201-1條）

隨科技發展，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等電磁紀錄納入刑法保護範圍。此條反映刑法對數位金融犯罪之因應。偽造電磁紀錄物即構成犯罪，無須實際提款。

 

郵票、客票與準有價證券（第202條、第203條）

郵票與印花稅票之偽造，保護法益在於國家稅收與郵政制度。客票之偽造則屬於較輕之犯罪，刑度較低，顯示立法者依其法益重要性分級處罰。

 

預備行為與業務加重（第204條）

製造偽造器械、電磁紀錄亦屬犯罪。從事業務之人利用職務機會犯之，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顯示對專業濫用之高度非難。

 

沒收（第205條）

與貨幣犯罪相同，偽造之有價證券及工具一律沒收。

 

四、偽造度量衡罪（第206條至第209條）

 

違背定程之製造與變更（第206條）

度量衡標準關係交易公平。製造違背定程之工具，即使尚未實際使用，亦構成犯罪。此屬市場秩序保護之規範。

 

販賣與行使（第207條、第208條）

販賣違背定程之度量衡與行使行為，分別處罰。從事業務之人加重處罰，顯示其對公眾交易之影響更為重大。

 

沒收（第209條）

違背定程之工具不問屬於何人，一律沒收，以防止再流通。

 

五、偽造文書印文罪（第210條至第220條）

 

有價證券與文書之界線，在若干具爭議之客體上尤為重要。例如統一發票中獎與否之認定，實務多認為其本質為會計憑證，屬私文書，縱使中獎亦未轉化為有價證券；然學說上則有主張，中獎發票具有占有性與財產權表彰性，應認為具備有價證券性質。此類爭議顯示，判斷標準應回歸功能面向：是否權利隨證券移轉、是否以占有為權利行使前提、是否具獨立流通性。若僅為證明事實或表示意思，而非權利具體化，則屬文書而非有價證券。

 

從保護法益觀察，有價證券犯罪屬於金融秩序型犯罪，其危害範圍廣泛且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故刑度較重；文書犯罪則重在維護一般社會交往中之信賴基礎，其危險性依文書種類而異，例如偽造公文書之刑度即高於私文書，反映對國家行政公信力之重視。兩者在體系上雖有區隔，然在構成要件結構上具有共通特徵，包括須具備偽造或變造行為、須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及多數條文均設有行使規定與沒收特例。

 

有形偽造：私文書與公文書（第210條、第211條）

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依實務見解（47台上226），須具備「無製作權人」與「冒用他人名義」。只要足生損害之虞即可（49台非18）。最高法院94台上1582判決指出，「足生損害」僅須有損害之虞，不以實際發生為必要。偽造公文書罪（第211條）刑度較重，因其侵害國家行政公信。

 

特種文書（第212條）

護照、免許證等屬特種文書。依43台上875判決，特種文書規定為特別法優於普通規定，不得再依第210條論處。

 

無形偽造：公務員登載不實（第213條）

本罪為直接無形偽造。須公務員「明知」為不實（46台上377）。若僅過失，不成立本罪。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第214條）

須公務員無實質審查權，僅依申報形式登載，始成立（91年第17次刑庭總會決議）。

 

業務登載不實（第215條）

屬純正身分犯。無身分者不得成立間接正犯。

 

行使偽造文書（第216條）

行使係以文書內容向他方主張（72台上4709）。若尚未達他方可知悉之狀態，未遂。關於罪數，實務採「行使吸收偽造」（22上564）；學者林山田則主張行使為不罰後行為。與詐欺罪並行時，屬想像競合（刑法第55條）。

 

相對而言，偽造文書罪章所保護者為「文書之公共信用」，其核心在於社會對文書形式與內容之信賴。刑法第210條至第212條主要處罰有形偽造，即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第213條至第215條則處罰無形偽造，即有製作權人登載不實內容。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65號判決即明確指出，有形偽造係冒用他人名義，無形偽造則係內容不實，兩者應予區分。文書之概念並不限於傳統紙本文件，刑法第220條將錄音、錄影與電磁紀錄納入準文書範圍，使電子資料與數位紀錄同受保護，顯示立法已回應資訊科技發展之趨勢。

 

印章、公印與沒收（第217條至第219條）

偽造印章罪以足生損害為要件。盜用印章與盜用印文屬不同犯罪態樣（86台上3295）。偽造公印罪限於本國公印（60台上1746）。偽造之印章一律沒收（第219條）。

 

準文書（第220條）

 

將引擎號碼（66台上1961）、行動電話序號納入文書範圍，顯示文書概念功能性擴張。錄音、錄影、電磁紀錄亦屬文書。

 

六、結論：偽造犯罪之整體結構與法益層級

 

偽造之概念，在學理上分為「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65號判決明確指出，有形偽造係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無形偽造則係有製作權人以自己名義作成內容不實之文書，而此又可區分為直接無形偽造與間接無形偽造。此一區分，成為文書犯罪章理解構成要件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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