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例解析

刑法分則第三十四章「贓物罪」係財產犯罪體系中典型之事後處罰規範，其核心目的在於切斷犯罪所得之流通管道，防止因竊盜、詐欺、侵占、背信等財產犯罪所取得之不法利益透過轉手、隱匿或媒介交易而合法化，從而達到壓抑原始財產犯罪誘因之效果。立法者之思維並非僅保護個別被害人之財產權，而係著眼於整體財產流通秩序與犯罪抑制機制之維護。

 

依刑法第349條規定：「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媒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本條採取廣泛列舉之行為態樣設計，涵蓋直接收受、間接處理、居中媒合等多元型態，形成完整的「犯罪所得處理鏈條」之刑罰防線。第351條另就親屬間犯罪設免刑規定，反映家庭倫理優先之刑事政策。

 

贓物罪在刑法體系上屬於「事後幫助型財產犯罪」，其成立以前提犯罪為基礎，然與共犯理論有所區別，必須建立在他人已完成財產犯罪之後，始有贓物存在。

 

一、贓物之概念與成立前提：以他人財產犯罪所得為限

 

贓物罪之成立，首須釐清「贓物」概念之範圍與其前提犯罪之性質。依刑法第349條之體系設計，贓物罪屬於事後處理型財產犯罪，其成立以前提存在一已完成之財產犯罪為必要條件，且該犯罪所取得之財物須具有違法來源之屬性。最高法院41年台非字第36號判決明確指出，刑法上所稱贓物，係指因侵害財產法益之犯罪所得之財物而言，必須係竊盜、詐欺、侵占、背信等財產犯罪所取得之標的物或其變得之財物，始得構成贓物。換言之，贓物概念係以「侵害財產法益」為核心，並不及於一切違法所得。此一見解確立贓物罪之前提犯罪必須限於財產犯罪，而不得無限制擴張。故若原行為並非財產犯罪，例如妨害風化罪所收取之金錢，雖屬違法所得，然並非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結果，自不屬贓物（最高法院廢71年台上字第3663號）。同理，侵害身體自由犯罪所控制之人身，並非財產法益之客體，自不得視為贓物（廢23年非字第37號）。此種嚴格限縮解釋，乃基於罪刑法定主義之要求，避免刑罰範圍不當擴張。

 

其次，贓物罪之成立尚以「他人犯罪所得」為限，亦即行為人所處理之財物，必須係他人所犯財產犯罪之所得，而不得為自己犯罪之成果。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779號判決明確指出，若行為人所處理之財物為其自己所犯財產犯罪之所得，則該處理行為已包含於前提犯罪之構成要件或犯罪後處理行為之評價範圍內，不得另以贓物罪論處。例如竊盜犯將所竊得財物搬運或轉售，其行為僅屬竊盜既遂後之處理階段，並未產生新的法益侵害，故不得另成立贓物罪（廢24年上字第3283號）。此一見解確立「自己不成立贓物罪」之原則，避免同一犯罪行為被重複評價，符合刑法評價一致性與一罪不二罰之精神。從犯罪構造觀察，贓物罪之本質在於對原犯罪所得流通之介入與協助，其社會危險性來自於「犯罪收益之市場化」；若係原犯罪人本人之行為，則已由前提犯罪本身予以完整評價，毋須再以贓物罪補充處罰。

 

再者，前提犯罪之合法性亦為贓物成立之重要前提。若所謂前提行為於行為時尚未為法律所處罰，則其所得之財物即不得評價為贓物。最高法院廢30年非字第57號判決即指出，若前提行為不具犯罪性，則其所得不生贓物問題。此涉及罪刑法定原則與刑罰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刑法第1條明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若行為時尚無犯罪構成，則其所得財物雖可能違背其他規範，亦不得於事後以贓物罪追訴。此乃刑法體系中法安定性之核心保障，避免因立法變動而產生溯及既往之不利益評價。

 

此外，贓物之客體範圍亦包括「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依刑法第349條第二項規定，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此係為防止犯罪所得透過變價、交換或形式轉換而規避處罰。例如竊得名貴手錶後將之變賣所得之現金，該現金仍屬贓物。此種規定強化贓物罪之實效性，避免以形式變更逃避刑責。然而，即便在此擴張情形下，仍須以前提犯罪為財產犯罪且屬他人所得為限，否則仍無贓物可言。

 

二、行為態樣之分析：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與媒介

 

刑法第349條第一項就贓物罪之行為態樣，採列舉規範方式，明定「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五種行為型態，構成贓物罪之核心結構。此種立法技術，乃在區分前提財產犯罪與事後處理犯罪所得之不法行為，使犯罪收益之流通鏈條受到阻斷，避免犯罪市場形成，從而維護財產秩序與社會交易安全。實務與學說對各行為態樣之內涵，已有相當明確之界定。

 

首先，所謂「收受」，係指行為人明知為贓物，而接受他人交付之行為。其方式不限於買賣，亦包括受贈、代管、代為保管或其他移轉占有之情形。重點在於行為人主觀上明知該物為他人財產犯罪所得，仍予以接受。若行為人對來源僅有過失認識，原則上不成立本罪，因本罪為故意犯。實務上常見情形，例如B竊得名牌手錶後贈與愛人C，C明知來源不法仍予收下，即屬收受贓物。此時C之行為並非竊盜共犯，而係於竊盜既遂後，另成立獨立之贓物罪。收受之重點，在於占有移轉之成立，而非交易對價之存在。

 

其次，「搬運」係指將贓物由一地移動至他地之行為。此種行為之不法性，在於協助贓物流通或隱匿，使犯罪所得更難追查。依廢30年非字第57號判決意旨，若代為運送贓物至他處寄藏者，應認為係搬運，而非寄藏。兩者區別在於行為人是否取得對贓物之保管支配地位。若僅負責運輸，不具持續保管意思，屬搬運；若接受寄託並負保管義務，則屬寄藏。搬運行為不以長期控制為必要，只要對贓物之空間位置加以變動，即可成立。

 

再者，「寄藏」係指明知為贓物而受他人之寄託予以隱藏或保管。其構成以前提財產犯罪已成立為必要，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87號判決即指出，必須先有他人財產犯罪，始可能成立寄藏贓物罪。寄藏之核心在於隱匿性與保管性，行為人通常與原犯罪人具有一定信賴關係或協助關係。寄藏行為之社會危險性，在於使犯罪所得脫離原犯罪現場，增加查緝困難。與搬運相比，寄藏具有較長時間之保管性質，且行為人通常對物具有實質支配。

 

「故買」則係明知為贓物而以買賣方式取得。此種行為態樣在歷史上被視為贓物罪之典型形態。26年渝上字第1560號判決指出，明知某人係竊佔不動產後始購買者，仍成立故買贓物罪。此見解顯示贓物不限於動產，若為財產犯罪所得之不動產或其權利，亦得構成。故買之成立，除明知外，尚須具買賣法律關係。若行為人僅低價收購且情節顯著可疑，法院得依具體事證推論其具有明知或間接故意。故買行為之不法性在於提供犯罪收益之市場出口，使前提犯罪更具誘因。

 

最後，「媒介」又稱牙保，係指居中介紹贓物交易之行為。依44年台上字第357號判決意旨，若行為人以牙保意思介紹交易，促成贓物流通，即成立贓物罪；若其主觀意思僅在幫助前提犯罪完成，則應依共犯理論評價，而非贓物罪。換言之，媒介之成立以「事後協助贓物交易」為前提，而非犯罪前之共謀。牙保並不以開設牙行或領有執照為必要，廢24年上字第3679號判決即明示，僅需具介紹交易之事實即可。此種規範避免行為人藉居中介紹而逃避刑責，並反映贓物市場中中介角色之危害性。

 

綜觀上述五種行為態樣，其共同特徵在於：一、行為對象為他人財產犯罪所得；二、行為人具明知之故意；三、行為發生於前提犯罪既遂之後。立法者透過列舉方式，將贓物流通過程中可能出現之主要參與角色加以涵蓋，形成從接受、運送、隱匿到交易與媒介之完整鏈條管制體系。此一設計目的，在於阻斷犯罪收益之再利用，削弱財產犯罪之經濟誘因，維護整體財產秩序與社會交易安全。

 

四、主觀要件：明知之判斷標準

 

贓物罪為典型之故意犯，其主觀構成要件在於行為人於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當時，對標的物係他人財產犯罪所得具有「明知」。此一明知，依刑法一般故意理論，包含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直接故意係指行為人確知該物為竊盜、詐欺、侵占等犯罪所得，仍為收受或交易；間接故意則係行為人雖未達確信程度，但對其為贓物之高度可能性有所認識，並仍予以容認、放任其發生。實務上常以交易價格顯著低於市價、來源交代不清、交易過程刻意隱匿身分、於不尋常時間地點面交等客觀情狀，綜合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已達間接故意之程度。若行為人僅屬疏忽大意、未盡查證義務，或僅有一般性懷疑而未達容任贓物結果之心理狀態，則僅屬過失，不成立贓物罪，因刑法第349條並未處罰過失型態。於二手市場或網路交易情境中，若買受人於公開交易場所、具正常價格與交易流程，並附有原廠證書、購買憑證等足以消弭疑慮之資料，而無其他可疑跡象，原則上難認其具明知或容任心理，應不成立贓物罪。主觀要件之判斷，須以具體事證為基礎，避免以事後結果倒推行為人當時之心理狀態，方符合罪責原則與無罪推定精神。

 

五、贓物之擴張：變價與形式轉換

 

刑法第349條第2項規定：「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此一規範係贓物罪體系中極為關鍵之擴張客體條款，目的在於防止行為人透過形式轉換或變價行為，使犯罪所得脫離原始物之形態而規避處罰。依此規定，只要原始財物屬於他人財產犯罪所得，不論其後經由出售、交換、轉換或其他處分行為而變為現金、存款、有價證券或其他財產利益，該變得之財物仍繼續保有贓物之法律性質。例如行為人將竊得之名牌手錶出售換取現金，或以贓物交換其他高價物品，則該現金或交換所得物，依法律擬制仍屬贓物，後續如有明知而收受、持有或媒介者，仍可能構成贓物罪。此種立法技術屬於刑法上之「法律擬制」，其目的在於維持刑事規範之實效性，避免犯罪利益經由市場流通或形式變換而合法化。若無此規定，行為人僅需迅速變價，即可切斷贓物與原始犯罪之連結，顯然不符贓物罪切斷犯罪利益流通之制度目的。

 

此一擴張客體設計，亦與洗錢防制法第4條所稱「特定犯罪所得及其變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之概念相互呼應。兩者均採「追蹤原則」，強調犯罪所得無論如何轉換形式，其不法性質並不因形態改變而消滅。惟二者之立法背景與規範重心仍有差異。刑法贓物罪屬傳統財產犯罪體系之一環，其核心在於防止因竊盜、詐欺、侵占等財產犯罪所得之物難以追及或回復，著重「後手處理」行為之處罰；洗錢防制法則係回應國際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之要求，建立金融透明化與跨國合作機制，著重「資金流動過程」之監控與隱匿行為之打擊。

 

就規範目的而言，贓物罪主要保護法益在於個別財產權之回復可能性與整體財產流通秩序。其邏輯在於：若犯罪所得能夠順利流入市場，則將刺激前提犯罪之發生。因此，刑法藉由處罰明知而處理贓物之人，切斷犯罪利益之去路，降低犯罪誘因。相較之下，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依其第1條明定，在於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透明並強化國際合作。其保護法益更具宏觀層面，涉及國家金融安全與國際義務履行。兩者在價值層次上有所不同：前者偏向個別財產秩序之維護，後者則兼具公共秩序與金融體系安全之維護功能。

 

在主觀構成要件方面，二者亦存在明顯差異。贓物罪僅要求行為人「明知為贓物」而為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媒介即可成立，並不要求行為人具有掩飾來源或妨礙追查之特別目的。換言之，只要行為人知悉該物為他人財產犯罪所得，而仍為處理行為，即足以成立犯罪。至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定洗錢行為，則除收受、持有、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外，更強調「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妨礙或危害國家對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等行為態樣，其核心在於掩飾與隱匿之意圖與行為。尤其在第19條規定之洗錢罪中，行為人之主觀上通常須具有掩飾或妨礙追查之目的，方符合典型洗錢行為之不法內涵。故在主觀面向上，洗錢罪之不法內涵與評價強度，通常高於單純之贓物罪。

 

在法定刑方面，差異亦相當顯著。刑法第349條之贓物罪，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屬中度財產犯罪。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一項則規定，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一定金額以上者，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科高額罰金；即便未達一定金額，亦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刑度上限遠高於贓物罪，並設有未遂犯處罰與完整沒收制度。洗錢防制法第25條更明定，不問洗錢財物是否屬於犯罪行為人，均應沒收，並擴及其他可證明來源不明之財產利益，顯示其強烈之經濟制裁性質。相較之下，贓物罪之沒收主要仍回歸刑法總則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之規範，制度設計上不若洗錢法完整而專門。

 

至於兩者之競合關係，實務上常發生交錯情形。例如行為人明知某筆款項係詐欺犯罪所得而予以收受，已符合贓物罪之構成要件；若其進一步以人頭帳戶轉帳分流、層層拆解金流、虛構交易名義，以掩飾該款項之來源與去向，則同時符合洗錢防制法所定洗錢行為。此時應依刑法競合理論判斷。若一行為同時該當贓物罪與洗錢罪之構成要件，而兩罪所評價之不法內涵重疊程度高，可能構成想像競合，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若洗錢行為已涵蓋贓物處理行為之全部不法評價，則可能發生法條競合，由特別法之洗錢防制法優先適用。實務多傾向認為，在涉及特定重大犯罪所得且具隱匿意圖時，洗錢罪為評價較完整且刑度較重之規範，應優先適用，贓物罪則吸收於洗錢罪之不法評價中。

 

刑法第351條規定：「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犯本章之罪者，得免除其刑。」此條屬於典型之「裁量免刑規定」，並非構成要件阻卻或責任阻卻事由，而係於犯罪成立後，基於刑事政策考量所設之特別寬典。其立法目的在於兼顧家庭倫理與刑罰謙抑原則，避免因親屬間之情義行為而過度介入家庭內部關係。刑法分則中多處設有親屬間減免規定，例如竊盜罪、侵占罪亦有類似制度設計，其核心理念在於：在親密生活共同體中，財產關係與情感連結往往交織，刑罰之過度介入可能破壞家庭和諧，未必符合社會整體利益。故立法者授予法院裁量權，使其得依個案具體情形決定是否免除其刑。

 

然而，應特別注意第351條所稱「得免除其刑」並非當然免責，法院仍須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惡性、犯罪程度、涉案財物價值、家庭關係之實質狀況以及是否具有濫用家庭關係掩飾犯罪之情形。例如若行為人明知為重大詐欺犯罪所得，仍為其子女大量藏匿資金、協助分流金流，且行為情節重大，則即便形式上屬直系血親，法院亦未必適用免刑。相反地，若僅因情感因素短暫收受、未涉及積極隱匿或變價，且對犯罪利益之流通影響有限，則較可能適用免刑規定。此種彈性設計，使第351條兼具家庭保護與防杜濫用之雙重功能。

 

在未遂與共犯問題方面，刑法第349條並未明文處罰未遂犯。依刑法對未遂犯採列舉主義之原則，除法律明文規定處罰未遂外，不得論以未遂罪責。最高法院廢25年上字第6806號判決即指出，刑法對於未遂犯之處罰採列舉主義，若法條未設未遂處罰規定，則未達既遂程度者，不成立犯罪。例如行為人僅與竊盜犯洽談居間介紹贓物，但交易尚未完成，牙保行為尚未達於既遂，而第349條並無未遂處罰明文，則不成立贓物罪。此一見解體現罪刑法定原則與刑罰謙抑精神，避免對尚未實現之危險過度提前處罰。

 

在共犯理論上，贓物罪與前提犯罪之界線亦須明確區分。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2708號判決指出，教唆竊盜而收受所竊之物，其收受行為包含於教唆竊盜行為之中，不另成立收受贓物罪。此乃因教唆者本即對竊盜結果負完整責任，其後收受贓物僅屬原犯罪之延續結果，不宜重複評價。又如竊盜正犯於行竊後自行搬運、處分所竊財物，亦屬竊盜罪之當然結果，不另論贓物罪。此一見解確立「前提犯罪行為人不得就自己犯罪所得另成立贓物罪」之原則，避免違反一行為一評價之刑法基本原則。

 

若行為人僅於前提犯罪既遂後，始另行介入處理他人犯罪所得，且其行為不屬原犯罪之構成部分，則始可能成立贓物罪。例如行為人未參與竊盜，但於竊盜既遂後明知為贓物而寄藏，即屬典型之事後幫助型犯罪。刑法透過將寄藏、搬運、故買、媒介獨立為犯罪類型，使其不再依附於幫助犯理論，而成為獨立罪名。此種制度設計在刑法理論上具有重要意義，標誌著對「犯罪利益處理行為」之獨立不法評價。

 

從整體體系觀察，贓物罪在財產犯罪架構中具有承上啟下之關鍵功能。第一層為原始財產犯罪，例如竊盜、詐欺、侵占，其侵害直接財產法益；第二層為贓物罪，處罰對犯罪所得之事後處理行為，切斷犯罪利益之流通；第三層則為洗錢罪，針對重大犯罪所得之隱匿、掩飾與金流操作予以高度刑罰與沒收制裁。此三層防線構成完整之犯罪所得治理體系。若無第二層之贓物罪，則原始犯罪所得極易透過市場流通消散；若無第三層之洗錢罪與金融監理制度，則重大犯罪所得可能透過跨境與金融操作合法化。三者相互銜接，形成由傳統財產秩序維護延伸至現代金融秩序維護之立體防線。

 

贓物罪之核心精神，可以歸納為四項基本價值：其一，阻斷犯罪利益流通，使犯罪所得難以變現；其二，維護財產回復可能性，使被害人得以追索原物；其三，抑制原始犯罪誘因，降低犯罪收益期待；其四，保護交易秩序穩定，避免市場充斥來路不明財物。此等價值在數位經濟與虛擬資產時代更顯重要。當犯罪所得已不僅限於實體動產，而包括電子帳戶餘額、虛擬資產、數位代幣等形式時，贓物概念亦隨之延伸。刑法第349條第2項所採之「變得財物仍以贓物論」原則，使其能涵蓋數位形式轉換之情形；洗錢防制法則進一步將虛擬資產服務業者、第三方支付業者納入監理體系，強化資金流向追蹤與申報義務。

 

因此，在當代法制架構下，贓物罪已不再僅是傳統竊盜犯罪之附屬規範，而是犯罪所得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之一環。其與洗錢防制法所形成之交錯規範，展現出我國刑事法制由單一財產保護思維，發展為兼顧金融秩序、國際合作與數位經濟安全之綜合治理模式。透過此種多層次制度設計，刑法分則之贓物罪在現代刑事政策中仍具高度實質意義與體系價值。

 

綜合而言，刑法第349條第2項所建立之「變得財物仍以贓物論」規範，構成贓物罪防堵犯罪利益流通之核心機制；而洗錢防制法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重大犯罪所得之流向、掩飾與金融操作納入高度刑事與行政監理框架。兩者共同形成雙軌制裁體系：一方面透過贓物罪切斷一般財產犯罪所得之市場流通；另一方面透過洗錢罪與嚴密沒收制度，打擊重大犯罪所得之隱匿與資金運作。此種制度分工，既維持刑法分則傳統財產犯罪體系之完整性，又回應現代經濟犯罪與跨境金流之治理需求，展現我國刑事法制由傳統財產保護走向金融秩序維護之發展趨勢。

 

贓物之概念在刑法體系中具有明確而嚴格之界限：其一，必須為侵害財產法益犯罪之所得；其二，必須為他人之犯罪所得；其三，前提行為於行為時須具犯罪性。此三項前提共同構成贓物罪之基礎。透過實務見解之限縮解釋，確保贓物罪之適用不致流於泛化，並維持刑法罪刑法定與評價一致原則之完整性。

 

刑法第三十四章「贓物罪」係財產犯罪抑制體系中不可或缺之一環。從收受、搬運、寄藏、故買到媒介，條文以明知為核心主觀要件，建立對事後處理犯罪所得之全面規範。透過變得財物視為贓物之擴張客體理論，以及親屬間免刑規定之倫理平衡設計，形成兼顧犯罪防制與家庭政策之制度架構。

 

與洗錢防制法相比，贓物罪屬傳統財產犯罪延伸規範，而洗錢罪則屬金流治理制度之現代化延展。二者共同構築犯罪所得處理之雙軌制裁體系。在高度流動之市場與虛擬資產交易時代，贓物罪不僅保護個別財產權，更肩負維護整體財產流通秩序與社會信賴基礎之功能。

 

-刑事-刑法-分則-贓物罪

 

=刑法第349條=刑法第350條=刑法第351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