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在現代社會中，影像的取得與散布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手機拍照、社群媒體分享，到商業廣告與宣傳素材的使用，影像早已不只是單純的紀錄工具，而是與個人尊嚴、隱私及人格發展緊密相連的重要元素。因此，當照片或影像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使用時，是否構成侵權、是否得請求賠償，往往成為實務上高度關注的問題，而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即是所謂的「肖像權」。

 

所謂肖像權，並非民法中以單一條文明文定義的權利，而是從人格權體系中所衍生出來的一項具體權能。人格權的核心，在於保障個人作為「人」的尊嚴與自主，避免其人格表徵遭受不當侵害。依民法第18條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並於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此一規定，奠定人格權保護的基本架構，而肖像權正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在實務與通說見解中，肖像權通常被理解為自然人對其外貌形象是否被拍攝、重製、公開或利用所享有的控制權。此一權利並非單純的財產權，而是與人格尊嚴、社會評價及自我決定密切相關。正因如此，肖像權的侵害，不必然以造成財產損失為要件，即使沒有直接的經濟損害，只要不當利用他人肖像，仍可能構成對人格權的侵害，而得請求精神慰撫金。

 

然而，肖像權並非無限制的絕對權利，其成立與保護，仍須回歸民法對「權利主體」的基本設定。依民法第16條規定，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不得拋棄，而所謂權利能力，係指享有權利、負擔義務的資格。依我國民法體系，原則上僅有「自然人」與「法人」具有權利能力，而人格權，顧名思義，係以「人」作為核心保護對象，其性質上僅存在於自然人身上。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法人可以享有財產權、名譽權等部分人格法益，但並不享有肖像權，因法人並無自然人之外貌與身體形象。

 

由此出發，即可回到許多人實務上常提出的疑問：我家的寵物有沒有肖像權？從法律定性上來看，答案必須是否定的。雖然寵物在現代社會中被視為家庭成員，飼主在情感上亦投注高度依附，但在現行民法體系下，動物仍被歸類為「物」，而非權利主體。既然動物不具權利能力，自然不可能成為人格權的主體，也就無從享有肖像權。因此，若僅以「寵物的肖像被拍攝或使用」為理由，主張侵害肖像權，於現行法制下並無成立的空間。

 

這也意味著，若飼主帶著寵物外出，寵物在公共場所被他人拍照、錄影，甚至上傳至社群媒體，只要該行為未涉及其他違法事由，原則上難以單純以侵害寵物肖像權為由，依民法第195條或第197條請求損害賠償。即便該照片使飼主感到不悅或不舒服，在法律上，仍須另行尋找適當的請求權基礎，而不能直接將寵物擬制為肖像權主體。

 

然而，否定寵物本身的肖像權，並不代表飼主在所有情況下都毫無救濟途徑。實務上，仍須視拍攝與使用行為是否同時侵害到「飼主本身」的權利，或是否構成其他法律關係下的違法行為。例如，在拍攝寵物的同時，若清楚呈現飼主的容貌、住居環境或足以識別其身分的資訊，則仍可能構成對飼主肖像權、隱私權或居住安寧的侵害，而得由飼主本人作為權利主體提出主張。

 

此外，在特定法律關係中，即便標的物本身不具人格權，仍可能因行為人逾越權限或違反契約義務，而產生法律責任。以你所提出的獸醫院情境為例，飼主將寵物送至獸醫院接受診療時，飼主與獸醫師或獸醫院之間，法律上成立的是一種委任關係。委任的本質，在於受任人依委任人的意思與利益處理事務，其權限範圍應以委任目的為限。

 

在一般情形下，飼主委任獸醫師的目的，僅在於診療、醫療處置與健康照護，並不當然包含將動物的照片用於廣告、宣傳或社群媒體曝光。若獸醫師或獸醫院未經飼主同意，即擅自拍攝寵物照片，並進一步作為營業宣傳之用，雖然該行為不構成侵害寵物肖像權，卻可能構成受任人逾越委任權限，甚至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使飼主得依委任契約關係，請求停止使用、移除照片，或進一步主張損害賠償。

 

更進一步而言，若該照片的使用方式足以讓第三人誤認飼主對該宣傳內容有所背書，或涉及不實標示、誤導消費者等情形，亦可能衍生其他法律責任。換言之，在寵物相關影像被使用的爭議中，真正需要檢視的，並非是否存在「寵物肖像權」，而是該行為是否同時侵害到飼主的人格法益、契約利益或其他受法律保護的權益。

 

從整體法制觀察，現行民法體系仍然以「人」作為人格權的核心主體，動物雖逐漸在特別法中獲得更多保護，但在人格權與肖像權的層次上，尚未被賦予獨立地位。因此，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理解「寵物沒有肖像權」這一法律現實，反而有助於在權利受侵害時，選擇正確的法律路徑，而非誤用不成立的權利概念，導致主張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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