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關於這個問題，法院調解制度係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極具特色且高度制度化之紛爭解決機制，其立法目的並非削弱訴訟權，而係在正式訴訟程序啟動前，提供一條成本較低、程序較簡便、且仍具司法效力之替代途徑，以緩解司法資源負擔並促進社會紛爭之和平解決。

 

法院調解在我國民事紛爭解決體系中，並非僅是「打官司以外的折衷選項」，而是一個兼具程序法效果與高度策略價值的制度設計，其真正的功能不僅在於促成當事人以合意方式終結紛爭，更在於提供一個讓當事人能夠在正式訴訟全面展開前，低成本、低風險地預判民事訴訟走向的重要舞台。

 

依民事訴訟法第403條規定，針對特定類型之財產權爭議，法律明文採取「起訴前強制調解」制度，亦即當事人如未先經法院調解程序，即逕行起訴，於他造提出抗辯後，法院將視其起訴為調解聲請，此一設計顯示立法者對於調解程序功能之高度重視。

 

第403條所列事件類型，涵蓋不動產相鄰關係、不動產界址、不動產共有、區分所有權人管理爭議、不動產租金或地租調整、地上權內容爭議、道路交通事故、醫療糾紛、勞資爭議、合夥關係爭議、特定親屬間之財產爭議以及標的金額在一定數額以下之一般財產權糾紛，顯示法院調解制度主要針對「高度事實性、關係性、反覆性」之爭議類型，期待透過協調而非對抗方式化解。

 

民事訴訟法第404條進一步規定，即便不屬強制調解範圍，當事人仍得任意聲請法院調解，並且在雙方合意先行調解之情形下，若一方逕行起訴，仍可能被視為調解聲請，顯示法院調解在程序法體系中居於優先地位。調解之聲請依第405條規定，須具體表明調解標的之法律關係與爭議情形，並得提出相關文書證據，其管轄法院準用一般訴訟管轄規定，從程序設計上已具備相當程度之司法正式性。

 

惟法院並非對所有調解聲請一律受理，依第406條規定，如法律關係性質上顯不適合調解、已經其他法定調解機關調解未成立、票據糾紛、反訴事件、送達須以公示送達或涉外送達、金融機構消費借貸或信用卡契約請求等情形，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調解聲請，且該裁定不得聲明不服，顯示立法者明確劃定法院調解之政策界線。

 

法院調解之進行，通常由法官或法院遴聘之調解委員主持，其程序設計兼具彈性與權威性，調解過程中，法院得依職權或依當事人聲請，適度提示法律關係、分析訴訟風險，並在必要時配合保全程序之聲請，以維持雙方談判地位之實質平衡，這是法院調解相較其他非司法調解制度最具關鍵性的差異之一。

 

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規定，法院調解原則上須繳納聲請費，但其費用係採級距式設計，金額顯著低於正式訴訟裁判費，且於調解不成立後三十日內起訴者，得將已繳調解聲請費扣抵裁判費，顯示法院調解並非另設財務障礙，而是作為訴訟前之緩衝程序。

 

調解成立之法律效果，依民事訴訟法第416條規定，與訴訟上和解具有同一效力，亦即其效力等同於確定判決，得作為執行名義，並發生既判力與執行力，此一規定使法院調解不僅是「勸說」，而是具有最終性之司法處理結果。倘若調解成立後存在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當事人仍得向原法院提起確認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並得合併就原調解事件請求實體裁判，程序上視為自聲請調解時即已起訴，此一設計兼顧程序安定與實體正義。相較之下，鄉鎮市調解係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設置之地方性調解制度，其目的在於透過地方公所所設調解委員會，以更貼近民情之方式處理民事及部分刑事糾紛。

 

鄉鎮市調解委員係由地方政府遴聘，經法院核定，其調解程序更具彈性，聲請方式亦更為簡便，當事人得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提出，且不以特定事件類型為限，亦得邀請利害關係第三人或具影響力之親友列席協調，這使鄉鎮市調解在家族、鄰里、地方性糾紛中具高度實務價值。然而，鄉鎮市調解之法律效力並非調解成立即當然發生，而須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6條規定，於調解成立後送請法院審核，經法院核定後，始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並得作為執行名義；若法院認其內容牴觸法令、公序良俗或無法強制執行，則不予核定並說明理由，此時如係法院移付調解者，將續行訴訟程序。

 

依第27條規定，經法院核定之鄉鎮市調解，當事人就同一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其確定性與終局性與法院調解並無二致。

 

然在程序銜接上，鄉鎮市調解與法院調解存在重大差異，尤其在調解不成立時，法院調解得依法直接轉入訴訟程序，並發生時效中斷與程序承接效果，而鄉鎮市調解原則上僅生時效中斷之效果，並無當然進入訴訟之制度性銜接，當事人若未另行起訴，仍可能面臨請求權罹於時效之風險，這也是實務上常建議在高風險或時效敏感案件中，優先選擇法院調解之主要原因。

 

此外，法院調解具有程序強制力，例如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法院得依法裁處罰鍰，而鄉鎮市調解則無此權限，未到場僅視為調解不成立，亦無法採取任何程序制裁。

 

再者，法院調解得配合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以防止一方於調解期間脫產或惡意處分權利標的，此在涉及金錢給付或財產分配之案件中尤為重要，反觀鄉鎮市調解本身並無保全權限，當事人仍須另向法院聲請。

 

依現行民事訴訟法體系，法院調解本質上仍屬於司法程序之一環，雖形式上較訴訟簡化，但在結構上仍由法院主導，並由法官或具法律專業背景之調解委員主持，其程序設計目的，在於透過司法者的介入，引導雙方聚焦於法律關係核心、爭點結構與可能的判斷方向，從而評估訴訟勝敗風險。

 

正因如此，法院調解最大的價值，往往不在於「調解是否成立」，而在於「調解過程本身所揭露的資訊」。在法院調解中，當事人通常可以清楚聽到對方如何陳述其法律主張、事實認定重點與證據策略，甚至可藉由法官或調解委員的提問、回應與引導，間接觀察法院對於法律關係的初步理解方向、對證據力強弱的直覺判斷，以及對爭點是否成立的態度傾向，這種來自法院端的「制度性回饋」，在實務上幾乎等同於一次非正式、但極具參考價值的訴訟預演。

 

對於理性訴訟當事人而言，法院調解實際上提供了一次調整戰略的關鍵機會，例如在調解過程中發現法院對某一法律構成要件特別關注，或對某項證據存有疑慮，當事人即可及早補強舉證、調整攻防重點，甚至重新評估是否繼續訴訟，這種「在尚未全面投入訴訟成本前即獲得司法視角」的優勢，正是法院調解不可取代之處。

 

反觀鄉鎮市公所調解，其制度定位與功能則截然不同，鄉鎮市調解的核心目的，在於以最低的程序成本，為地方性、生活性、關係性紛爭提供一個快速終結爭議的管道，其調解委員多半並非法官，也不以進行法律判斷或預測訴訟結果為主要任務，實務上更偏向於「促成雙方讓步」、「協調情緒」、「找一個可以接受的中間點」，因此在公所調解中，調解本身往往就是目的，而非通往訴訟判斷的過程。

 

正因如此，公所調解在制度設計上並不著力於揭露法律評價或訴訟風險，其調解過程通常不會、也不適合出現對於「如果真的進法院會怎麼判」的具體討論，調解委員即便具有法律背景，也多半避免對實體法律作出明確預判，以免破壞調解的中立性與和諧性，這使得當事人即便經歷完整的公所調解程序，往往仍無法對自身案件在法院中的實際勝敗機率形成清楚認知。

 

換言之，公所調解的制度功能，更接近於「提供一個談判空間」，而非法院調解所具有的「司法視角測試場」。此外，公所調解在程序上雖然簡便、免費，且調解成立後經法院核定亦可取得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但其調解成立的邏輯，本質上仍是以快速取得確定力為目標，而非透過深入法律分析來促成理性妥協，這一點與公證制度形成有趣對比，公證制度幾乎不進行談判，而是直接將當事人合意轉化為具執行力的文書；公所調解則介於兩者之間，提供談判但不提供訴訟預判；唯有法院調解，才同時兼具談判平台與司法觀點揭示的雙重功能。

 

正因如此，在實務策略上，若當事人真正關心的是「我這個案子如果打下去會怎麼走」、「法院可能會站在哪一邊」、「我現在的證據夠不夠」，那麼法院調解往往比直接起訴更具戰略價值，因為它允許當事人在尚未承擔完整訴訟成本前，先行獲取來自法院的實質訊號；反之，若當事人僅希望快速落幕、不在意法律是非或訴訟勝敗，而是追求一個可以執行、可以交代、可以結束紛爭的結果，則公所調解確實是一條更為便捷的道路。

 

總結而言，法院調解與鄉鎮市公所調解在形式上同為「調解」，在法律效果上亦可能同樣取得確定力，但在制度功能、資訊價值與訴訟策略意義上，兩者存在本質差異，法院調解不只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是一種預判民事訴訟、修正訴訟策略、降低錯誤投入風險的關鍵機制，而公所調解則回歸其原初定位，作為一個單純、快速、以和為貴的紛爭終結場所，理解這層差異，往往比單純比較「免費或收費」、「快或不快」來得更為重要。

 

法院調解與鄉鎮市調解雖同屬調解制度，且最終經核定後皆具確定判決之效力，但其在程序嚴謹度、司法介入深度、保全機制、時效銜接與風險控管上，仍存在本質差異，當事人於選擇調解途徑時，應依爭議性質、金額大小、時效壓力及未來是否可能進入訴訟等因素審慎評估，而非僅以「方便」或「免費」作為唯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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