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所謂暴利行為，係指一方當事人於訂立法律行為時，乘他人處於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不利狀態，利用其在判斷能力、資訊掌握或心理狀態上之弱勢，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且該法律行為依締約當時之具體情形，已達顯失公平之程度，從而構成民法第74條所規範之可撤銷或得減輕給付之法律行為。民法第74條第1項明文規定，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而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第2項並進一步規定，前項聲請，應於法律行為後一年內為之。

 

此一規定在我國民法體系中，屬於對私法自治所設的重要例外，其立法目的並非否定契約自由，而是在於防止契約自由被經濟強勢或資訊優勢的一方，轉化為剝削弱勢當事人的工具，以維護實質公平與交易正義。

 

從制度定位上觀察，暴利行為與民法第71條違反強行法無效、第72條違反公序良俗無效、第153條意思表示合致成立契約等規定不同，其法律效果並非當然無效，而是賦予受害方或利害關係人一項形成權，得在法定期間內，請求法院介入調整或撤銷該法律行為，顯示立法者在契約安定性與實質公平之間所作的平衡。

 

就暴利行為之成立要件而言，實務與學說均一致認為，必須同時具備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始得適用民法第74條之規定。所謂主觀要件，係指行為人須有「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為法律行為之情事，其中「急迫」係指當事人因時間、情勢或生活狀況之壓力，迫於現實需要而不得不迅速作出決定，例如突遭重大事故、資金斷裂、急需現金以維持基本生活等情形；「輕率」則係指當事人欠缺應有之慎重考量，未經充分思索或評估，即草率作出重大財產處分決定；「無經驗」則係指當事人於該類交易或法律行為上，欠缺必要之知識、經驗或理解能力，無法正確判斷交易內容與風險。實務並不要求三者同時存在，只要具備其中之一，且行為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相對人處於該種狀態，仍加以利用，即可能該當主觀要件。至於客觀要件，則係指該法律行為須使他人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且依締約當時之具體情形，已達「顯失公平」之程度。

 

所謂顯失公平，並非單純指給付與對待給付間存在差距，而是須達到顯著、重大、違反一般社會通念之不相當程度，法院在判斷時，通常會斟酌交易標的之價值、市場行情、當事人身分、締約背景、風險分配及交易整體結構等因素加以綜合評價，而非僅以數字比例作為唯一標準。最高法院早期即於28年渝上字第107號判例中明確指出，法院依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撤銷法律行為，不僅須行為人有利用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為法律行為之主觀情事，並須該法律行為有使他人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之客觀事實，始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之，該判例並進一步說明，若法律行為本身並未涉及財產上給付或給付約定，即不符合暴利行為之構成要件，縱使當事人之一方主張其係在輕率或無經驗下締約，仍無從適用民法第74條。此一見解凸顯暴利行為之適用，具有明確的構成界線，並非凡感覺「吃虧」或「不公平」即可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暴利行為之救濟方式，具有高度程序法上的特殊性，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或減輕給付，須以向法院聲請之方式為之，亦即必須提起形成之訴，請求法院作成具有形成力之裁判，當事人不得僅以意思表示，單方通知相對人撤銷該法律行為，與民法第88條以下關於意思表示瑕疵之撤銷制度顯然不同。

 

此一制度設計，係基於暴利行為之判斷涉及高度價值衡量與事實審酌，若允許當事人自行主張撤銷，恐將嚴重破壞交易安全，並造成權利行使之濫用，因此立法者刻意將撤銷權之行使，交由法院把關，以兼顧弱勢保護與法律安定性。

 

此外，民法第74條第2項所定之一年期間，屬於除斥期間，其起算點為法律行為成立時，而非當事人知悉暴利情事之時，期間經過即當然喪失聲請權利，法院亦不得依職權斟酌延長，顯示立法者對於暴利行為救濟之時間限制，採取相對嚴格之態度，以避免長期動搖既成之法律關係。從實務操作角度觀察，暴利行為常見於借貸關係、不動產交易、婚姻財產協議、和解契約或其他涉及重大財產處分之法律行為中，尤其在一方當事人因生活困境、情感壓力或資訊落差而處於弱勢時，更容易成為爭議焦點，然法院在審理時，仍會嚴格區分暴利行為與單純交易失策、判斷錯誤或風險承擔之界線，避免民法第74條被濫用為事後反悔或重新分配交易結果之工具。

 

總結而言，暴利行為之認定，係建立在主觀利用不利狀態與客觀顯失公平之雙重要件之上，並須透過法院裁判加以確認，其制度核心在於限制契約自由之濫用，而非否定契約自由本身，唯有在行為人確實藉由相對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取得顯不相當之利益時，法律始介入調整，以實現私法秩序中之實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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