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誠實信用原則，向來被視為我國民事法體系中最具穿透力與支配性的基本原則之一，其法源明文見於民法第148條第2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此一規定文字簡短，卻涵蓋範圍極廣，對於權利行使、義務履行、契約解釋、法律漏洞填補，乃至於權利濫用的界線判斷，均具有高度指導性功能，正因如此，學說與實務間常將誠實信用原則形容為民法中的「帝王條款」。

 

所謂「帝王條款」一詞，並非我國法條或成文法所使用的正式用語，而是一種象徵性的學術表述，用以說明某一原則在整體法體系中的至高地位與統攝功能，該說法最早在德國法學文獻中出現，國內則由王澤鑑老師在其「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中加以引介，用以形容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的核心地位。雖然「帝王條款」這一說法在國內學術與實務文獻中並不常見，法院判決中亦極少直接使用該詞彙，但其背後所欲指涉的觀念，卻長期深植於我國民事裁判實務之中，即誠實信用原則不僅是一條普通的法律規範，而是一項具有價值導向、體系統合與補充調整功能的上位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的本質，在於要求法律關係當事人，在其權利行使與義務履行過程中，必須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下，具有誠信、正直、合理期待的行為標準，而不得僅以形式上符合法律文字，即主張其行為當然正當。換言之，誠信原則的存在，使得法律不再只是冷冰冰的規則集合，而能適度引入社會倫理與交易正義的價值判斷，以避免形式合法但實質不公的結果發生。

 

此一原則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能夠穿透既有的法律規定，對當事人的行為加以實質審查，並在必要時限制權利行使或補充法律效果。從比較法的觀點觀察，誠實信用原則並非我國民法所獨創，而是近代歐陸法系共同發展的成果，其核心精神可追溯至羅馬法中的「善意」概念，經德國民法典第242條具體化後，成為現代私法中最重要的概括條款之一。

 

我國民法在制定之初，即深受德國民法影響，因此在民法第148條中明文引入誠實信用原則，並賦予其高度抽象與彈性的適用空間。也正因為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高度抽象性，其具體內涵並非一開始即清楚可辨，而是必須透過長期的判例累積與學說建構，逐步形塑出可供操作的判斷基準。在實務上，誠實信用原則最典型的功能之一，即在於防止權利濫用。當事人縱然在形式上擁有某項權利，若其行使該權利的動機、方法或結果，已明顯背離權利制度所欲保護的目的，而僅為損害他人或謀取不當利益，即可能構成權利濫用，而依誠實信用原則加以限制。

 

媒介居間人固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為限，始得請求報酬，但委託人為避免報酬之支付，故意拒絕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由自己與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之契約者，依誠實信用原則，仍應支付報酬。又委託人雖得隨時終止居間契約，然契約之終止，究不應以使居間人喪失報酬請求權為目的而為之，否則仍應支付報酬。(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2929號判決)

 

此一思維，即有極為經典的展現。該案涉及居間契約之報酬請求問題，依民法關於居間的規定，居間人原則上須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為前提，始得請求報酬，然而在該案中，委託人明知居間人已完成媒介工作，卻為避免支付報酬，故意拒絕與相對人訂立契約，轉而自行與該相對人締結內容完全相同的契約。若僅從文義上解釋居間契約的報酬要件，似乎可得出居間人無報酬請求權的結論，但委託人此種行為，已明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其終止契約或拒絕訂約的行為，係以使居間人喪失報酬請求權為目的，屬於權利濫用，故即使契約未形式上經由居間人完成，仍應依誠實信用原則支付報酬。

 

此一判決充分展現誠實信用原則的核心功能，即在於突破形式要件的拘束，直接從當事人行為的整體脈絡與實質公平加以判斷，使法律效果回歸制度設計的本意，而不致淪為規避義務的工具。進一步而言，誠實信用原則並非僅適用於民事實體法領域，其影響範圍亦逐步擴及至訴訟法與公法領域。在訴訟法上，誠信原則常被用以限制當事人濫用訴訟程序、反覆主張矛盾立場或惡意拖延訴訟的行為；在行政法與憲法領域，則發展出信賴保護原則、禁止矛盾行為原則等，均可視為誠實信用原則在公法上的具體化表現。

 

然而，即便誠實信用原則地位崇高，也並不意味著其可以凌駕於一切法律規定之上，更非任何不滿意法定結果時即可隨意援引的「萬用條款」。實務與學說均一再強調，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仍須以具體個案中存在足以評價為違背誠信的特殊情狀為前提，若僅因結果對一方不利，或僅屬一般契約風險，即逕以誠信原則介入，反而可能破壞法律安定性與交易可預測性。

 

因此，誠實信用原則雖被稱為「帝王條款」，但其真正的意義，並不在於凌駕一切規範，而在於作為一項體系性的調節工具，在法律規定的邊界地帶，補充、修正或限制權利義務的行使方式，使整體法秩序得以兼顧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從整體法秩序觀之，各個法領域其實皆存在具有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則，例如民事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與公序良俗、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及其派生原則，均在各自領域中扮演類似「支柱」的角色，只是基於法律性質與功能差異，未必適合一概以「帝王條款」稱之。是以，理解誠實信用原則的關鍵，不在於記住其抽象定義，而在於理解其作為價值導向規範的功能定位，以及在具體個案中，如何透過判例與學說，審慎界定其適用界線，避免濫用，同時發揮其維繫公平正義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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