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在民法共有制度中，共有物的「管理」與「處分」是否得以多數決行之，向來是實務與當事人最容易混淆之處，其關鍵並不在於標的物是動產或不動產，而在於法律是否就特定類型的共有物，明文設計了對一物一權原則的進一步例外。

 

依民法第819條第2項規定，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原則上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這一規定乃共有制度的基礎原則，反映出所有權高度支配性的本質，即任何足以永久影響物之歸屬或價值的行為，原則上不得以多數決剝奪少數共有人之財產權。實務亦一貫承認此一原則，例如早期裁判即明確指出，共有物之管理人不能自由處分共有物，若未經共有人全體同意而擅自處分，其行為不能生移轉物權之效力，此即17年上字第1179號裁判所揭示的基本立場。

 

然而，法律並未停留在抽象原則，而是進一步區分「管理行為」與「處分行為」的性質差異，並針對管理行為另行設計多數決機制，以維持共有物最低限度的運作可能。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得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並進一步設計應有部分逾三分之二者，人數不予計算的規則，其立法目的在於避免少數高持分共有人被大量零碎持分者綁架，同時又避免單純以人數壓制財產實質歸屬比例，這種雙軌多數決設計，顯示立法者在效率與權利保障之間的高度權衡。

 

此外，民法第820條並未無條件賦予多數共有人支配權，而是透過顯失公平得聲請法院變更、情事變更得由法院裁定變更，以及對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所生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規定，將多數決的正當性置於法院實質審查之下，使管理多數決並非免責的權力，而是一種附隨高度責任的制度例外。至於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民法則採取更為彈性的設計，允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原因在於保存行為的本質並非對物權內容作出價值性選擇，而是為防止權利減損，若仍要求多數決，反而可能導致共有物因無法即時處理而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

 

相較於管理行為得以多數決，處分行為是否得以多數決，則必須進一步區分共有物之性質。就動產共有物而言，法律並未設置任何突破民法第819條第2項的特別規定，因此動產共有物之處分，仍應回歸全體同意原則，不適用多數決，亦即不論動產價值高低、是否頻繁交易，只要屬於處分行為，原則上即須共有人全體同意，這一點從體系解釋上極為清楚，亦為實務所一致承認。反之，在不動產共有物的處分問題上，立法者基於土地高度社會性、經濟價值重大且共有僵局普遍存在的現實考量，於土地法第34-1條另設特別規定，容許在一定條件下，以多數決方式進行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

 

依土地法第34-1條第1項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得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此一規定即構成對民法第819條第2項全體同意原則的明確例外。最高法院亦反覆指出，土地法第34-1條既為特別法，即應優先適用，於其適用範圍內，自無再回歸民法全體同意規定之餘地，例如67年台上字第949號裁判即明確表示，在土地法修正施行後，共有土地之處分、變更，已無適用民法第819條第2項之空間。

 

然而，此一多數決處分制度並非無限制擴張，首先，土地法第34-1條所稱之「處分」，依74年台上字第2561號裁判明確指出，並不包括分割行為在內，因此不得以持分逾三分之二為由，逕行分割共有物，分割仍須依民法第823條之制度，或由法院裁判為之。其次，多數決處分不動產，必須履行嚴格的事前通知或公告義務，且多數共有人對於少數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並須提出受領或提存證明始得辦理權利變更登記，顯示立法者並未將多數決視為剝奪少數權利的工具，而是將其定位為「替代全體合意的程序設計」。

 

再者，土地法第34-1條第4項所規定之優先承購權，經實務一致見解認定，其性質為債權，而非物權，例如68年台上字第3141號、66年台上字第1530號等裁判皆明確指出，該優先承購權僅屬請求權性質，並不影響已依法完成之物權移轉效力，亦不得作為塗銷登記之依據，此一定位對交易安全具有決定性意義。

 

又土地法第34-1條第5項及第2項所規定之通知義務，實務亦認為屬於共有人間之內部關係，未履行者原則上僅生損害賠償問題，而不當然影響處分行為之效力，68年台上字第2857號裁判即為代表。至於共有人彼此間互為買賣應有部分時，實務進一步指出，此種情形並非第三人介入共有關係，並無適用優先承購權之必要，72年台抗字第94號裁判即明確排除此種適用。

 

從整體體系觀察，可以清楚看出，法律對於共有物是否得以多數決處理，採取的是高度差異化設計：管理行為原則上得以多數決，以避免共有物陷入運作停滯；處分行為原則上須全體同意，以保障財產權完整性；唯有在不動產共有的特定情境下，基於公共利益與經濟效率，法律才透過土地法第34-1條設計嚴格條件下的多數決例外。

 

這樣的制度安排，並非單純偏袒多數，而是反映立法者對於共有關係高度不穩定性的深刻理解，即在避免少數否決權導致共有僵死的同時，也透過法院審查、補償責任與程序義務，防止多數決淪為多數暴力。最終，仍須回到共有制度的根本精神，即共有並非理想狀態，多數決只是暫時解決運作困境的工具，而非取代分割制度的終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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