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所謂「定金」，係指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確保契約之成立或履行，而於訂約時或訂約前交付他方之一定金錢或其他代替物，其法律意義並不僅止於金錢給付，而是一種具有高度制度功能的法律工具，民法第248條即明定，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此一規定揭示定金最基本且原初的功能，即作為契約成立的推定事實，使法律秩序在契約是否已經成立、當事人是否已有受拘束之合意存在疑義時，得以透過定金交付這一外在可觀察之事實，認定契約關係已然生成，然而，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即特別指出，契約尚有「預約」與「本約」之分，縱有定金授受，究竟成立者為本約抑或僅為預約，仍應依具體情事解釋當事人真意，不得一概以為凡有定金即必然成立本約，顯示定金雖具有推定效力，但仍須服從於民法解釋意思表示的基本原則，避免形式凌駕於實質。

 

進一步言之，民法第249條則完整規範定金在契約履行與不能履行時之法律效果，構成我國定金制度的核心規範，其立法設計顯然並非僅為損害填補，而是同時兼具履約促進、違約制裁與風險分配等多重功能，依同條規定，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此反映定金在正常履約狀態下，終將回歸主給付體系，並不具獨立取得之性質；然於契約不能履行時，則依歸責事由之不同，而分別發生定金沒收、加倍返還或返還原額之效果，若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定金不得請求返還，若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則應加倍返還定金，若係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定金應返還之，此一設計顯示定金制度並非單向懲罰工具，而是以歸責原則為核心，建立一套簡化舉證負擔的風險分配機制。

 

就定金之種類而言，學理與實務均承認，在當事人未特別約定之情形下，依法推定定金同時具有「證約定金」與「違約定金」之性質，亦即一方面作為契約成立之證據，另一方面於契約不能履行時，直接發生沒收或加倍返還之效果，而無須另行證明實際損害，收受定金之一方於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而不能履行時，無須證明其損害，即得沒收定金，顯示定金之數額並非當然等同於實際損害，而是一種當事人事前約定之違約效果。

 

除法律所推定之定金性質外，當事人亦得依私法自治原則，就定金之功能為特別約定，其中最具特色者即為「解約定金」與「預約定金」，所謂解約定金，係指當事人明確約定定金為保留解除權之代價，使付定金人得以拋棄定金解除契約，受定金人亦得以加倍返還定金解除契約，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85號判決即指出，此種解除權之行使，須於相對人尚未著手履行契約前為之，一旦相對人已著手履行，即不得再主張解約定金之解除效果，顯示解約定金本質上並非任意反悔權，而是受時間與履行情形嚴格限制的例外制度；至於預約定金，亦稱立約定金或猶豫定金，則係於本約尚未成立前所交付之定金，其功能在於促使當事人誠實進入締約程序，若付定金人拒不成立本約，受定金人得沒收定金，反之，若受定金人拒不成立本約，則應加倍返還定金，此類型尤常見於不動產交易或公司股權轉讓等高度複雜交易中。就定金之法律性質而言，實務與通說均認為定金契約係從契約，其存在目的在於確保主契約之成立或履行，若主契約自始不存在或確定無效，定金契約亦失其依附基礎；此外，定金契約亦屬要物契約，必須有定金之實際交付，始得成立，僅有意思表示而未交付定金者，不生定金之效力，惟實務上對於定金交付之形式採取實質認定，例如以支票交付作為代物清償者，仍不影響其定金性質，並推定本約成立。

 

關於定金效力之具體運作，最高法院歷來判決對於「不能履行」與「遲延給付」之區分尤為嚴格，71年台上字第2992號判決即明示，民法第249條第三款所稱加倍返還定金，僅以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為前提，若僅為給付遲延，尚未達於不能履行之程度，即不得適用該規定，63年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亦指出，加倍返還定金之適用，與解除契約或返還原狀之法律效果並不相同，法院不得未審究是否已構成不能履行，即逕以契約尚未解除為由否定定金請求權。

 

又如49年台上字第1246號判決中，因土地遭徵收及另行出售致給付客觀不能，最高法院即認為屬於不可歸責於雙方之給付不能，被害當事人得依民法第249條第四款請求返還定金，清楚展現定金制度在風險非歸責情形下，仍以回復原狀為原則；43年台上字第607號判決則進一步說明，若僅屬不為給付而非不能履行，付定金人尚不得主張加倍返還定金，但若雙方已解除契約，法院仍得依民法第259條職權適用返還原付定金之效果，顯示定金規定與契約解除、回復原狀制度之間，存在高度體系連動關係。

 

在民事實務中，定金制度之所以反覆成為爭訟焦點，並非因為民法規定不明確，而是因為多數交易當事人對於「定金沒收」與「加倍返還」的法律適用前提，往往仍停留在直覺或日常語言理解層次，誤以為只要對方「沒有來」、「做得太慢」、「超過期限」、「讓人不爽」，就當然可以沒收定金或請求加倍返還，然而，民法第249條所設計的定金法律效果，實際上是建立在極為嚴格的構成要件之上，其核心並非單純的遲延或違約觀感，而是「契約是否已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此一要件若未成立，即便當事人主觀上已認定交易破局，法院在法律上仍極可能否定沒收或加倍返還定金的請求。

 

首先，就定金沒收而言，民法第249條第二款規定，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實務上常見的爭議類型，即為「對方逾期未來簽本約」、「逾期未取貨」、「逾期未完成某一程序」，是否當然構成不能履行，而得以沒收定金，答案在多數情形下是否定的，因為民法體系中，給付遲延與給付不能乃屬截然不同之法律概念，給付遲延原則上仍屬履行可能狀態，只是履行時間已經違反約定，必須經過催告、定期不履行、或具備其他解除契約的要件，始得進一步產生解除與回復原狀等效果，更遑論直接適用定金沒收之制裁效果。

 

正因如此，實務才會一再強調，定金沒收並非違約即生，而是必須建立在「契約已確定無法履行」之狀態上，最高行政法院97年判字第101號判決雖肯認，在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收受定金之一方無須證明實際損害，即得沒收定金，顯示定金具有免除損害舉證責任的制度功能，但該判決同時也反面證成一點，即法院首先必須嚴格審查是否已達「不能履行」的法律門檻，而非僅以遲延、消極不作為或當事人單方認定交易破裂，即當然認可定金沒收。也因此，在實務操作上，若僅發生「對方超過約定時間沒有聯絡」、「未依期前來簽署本約」、「未於期限內取貨但仍具客觀履行可能」，這些狀態多半仍屬給付遲延或受領遲延範疇，若未經明確約定即逕行沒收定金，極易被法院認定為無法律依據，甚至反遭請求返還。

 

正因如此，交易實務中才會逐漸發展出一種高度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契約設計技巧，即在契約中明確約定，將「特定期限屆至而未履行、未聯絡、未到場、未取貨」等事實，視為「可歸責於付定金人之不能履行」，或明確約定定金性質為解約定金或違約定金，並約定何種情形下視為契約確定不履行，藉此事前排除法院依一般法理將該情形僅評價為遲延履行的風險，換言之，定金沒收之所以「最好一開始就寫清楚」，正是因為民法並不容許法院僅依交易習慣或情緒判斷，擴張定金制裁效果。

 

至於定金「加倍返還」部分，其與一般社會直覺落差更大，實務上常見當事人誤以為「對方拖很久」、「作業太慢」、「態度消極」，就可以主張加倍返還定金，但最高法院早已在多號判決中一再否定此種理解，71年台上字第2992號判決即明確指出，民法第249條第三款所定加倍返還定金之要件，僅於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始負加倍返還之義務，若給付仍屬可能，僅為遲延給付，即難謂有該條款之適用，63年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亦重申，加倍返還定金與契約解除、回復原狀並非同一法律效果，法院不得未審究是否構成不能履行，即否定或肯定定金加倍返還請求，而43年台上字第607號判決更進一步指出，主債務人僅係不為給付，而非不能履行時，付定金人不得依民法第249條第三款請求加倍返還定金，顯示實務對於「不能履行」的認定標準始終維持高度嚴格。

 

這些裁判共同傳達一個極為關鍵的訊息，即定金制度並非對遲延行為的懲罰工具，而是對「契約已確定無法實現」狀態的風險分配機制，若仍存在履行可能性，縱使當事人已喪失信任、交易氣氛惡化，法律上仍可能僅評價為遲延或違約問題，而必須回歸催告、解除、損害賠償等一般債務不履行規範處理。

 

正因如此，實務上真正安全的做法，並非事後爭執對方是否「算不算違約」，而是於契約階段即透過清楚文字，明確約定定金之性質、沒收或加倍返還的發生條件，並將特定遲延狀態法律化為「視為不能履行」或「視為放棄契約」，如此一來，法院在審理時，始能依當事人自治的具體約定，認定定金效果已合法發生，而非僅能依一般法理保守解釋，否定當事人原本期待的定金制裁效果。總結而言，定金沒收與加倍返還之所以在實務上爭議頻仍，關鍵不在於法條模糊，而在於當事人未能理解民法對於遲延與不能履行的嚴格區分，亦未於契約中事前完成風險配置，一旦交易破局，才試圖透過定金制度「快速結案」，往往反而落入法律構成要件無法滿足的困境，此正是定金制度在實務運作上，最值得反覆提醒與強調之處。

 

綜合言之，定金並非單純的「訂金」或預付款，而是一項結合契約成立推定、履約擔保、違約制裁與風險分配於一體的法律制度，其核心精神在於透過事前明確且簡化的法律效果配置，降低履約爭議中的舉證成本，促使當事人慎重締約並誠實履行，同時亦避免於契約無法實現時，陷入漫長而高成本的損害計算爭執，此一制度設計在最高法院長期實務運作下，已形成穩定且可預測之解釋體系，亦為我國民事交易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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