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法人名譽遭受不法侵害時，是否得依民法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即慰撫金，向來為侵權行為法中極具爭議且實務見解高度穩定的重要問題，其關鍵不在於法人是否遭受名譽侵害，而在於法人是否具備足以支撐「精神上痛苦」之人格利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者，被害人得請求相當之慰撫金，而人格權係指以人格上利益為保護標的之權利，包括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名譽、姓名、信用、隱私、肖像、貞操、居住安寧等，該條文表面上並未區分自然人或法人，然而在體系解釋與目的解釋下，最高法院長期以來採取一致立場，認為法人雖為法律上之人，然其僅具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並不具備自然人所具有之精神感受能力，因而無法成立非財產上損害之主體。

 

最高法院62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判例即明確指出，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之餘地，此一判例成為後續實務反覆援引之核心依據，其理由在於，慰撫金制度本質上係為填補被害人精神上痛苦或情緒上創傷，屬高度人格化之損害類型，必須以具備感知、情緒與心理活動能力之主體為前提，而法人僅係法律擬制之組織體，並無情感、感受或心理狀態，縱使其名譽、信用或商譽遭受侵害，亦僅涉及社會評價或交易地位之貶損，而非精神上痛苦，故不生慰撫金請求權。

 

此一見解亦與民法第195條之立法目的相符，蓋該條係為彌補財產損害以外之人格侵害後果，若將其適用於法人，將使慰撫金制度脫離其原有功能，轉而成為抽象懲罰或制裁工具，與我國民法侵權責任以填補損害為核心之基本原則不符。進一步從權利性質觀察，法人是否具有名譽權，實務上並非全然否定，而是採取區分處理之立場，即法人固得主張其名譽、信用或商譽未遭不法侵害，並得依民法第184條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195條第2項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例如登報道歉、澄清聲明或停止侵害行為，但僅止於此，而不得請求慰撫金。換言之，法人在侵權法體系中，並非完全沒有名譽利益可言，而是其名譽利益僅能轉化為財產上損害或回復原狀型態之救濟，而無法進入精神損害補償的範疇。

 

實務上亦明確區分「名譽侵害」與「精神損害」二者之不同，名譽侵害係指社會對於某一主體之評價遭受貶損，此種貶損對法人而言，可能直接反映於營業額下降、交易機會減少、信用評等降低或合作關係中斷等具體經濟後果，故法人如能就此舉證，仍得依民法第184條請求相當之財產上損害賠償，惟其舉證責任相對較重，須證明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非僅以抽象名譽受損為由即主張賠償。

 

從法政策角度觀察，否定法人請求慰撫金之立場，亦具有避免濫訴與過度擴張侵權責任之功能，若允許法人請求慰撫金，則任何涉及企業負面評價、媒體報導、消費者評論或競業言論，均可能被包裝為人格權侵害而請求高額慰撫金，將嚴重壓縮言論自由與市場監督空間，亦可能造成寒蟬效應，故實務透過否定法人慰撫金請求權，實質上係在名譽保護與言論自由之間劃定界線，使法人回歸以財產上損害填補為主要救濟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法人雖不得請求慰撫金，但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如因該侵權行為同時遭受自然人名譽侵害，且符合民法第195條要件者，仍得以個人身分請求慰撫金，此為實務上常見之「法人與自然人權利分離」處理模式，亦提醒實務操作上須精確區分請求權主體。

 

總結而言，依現行民法體系與最高法院穩定見解，法人名譽縱遭不法侵害，仍不得請求慰撫金，其可行之救濟途徑，僅限於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或就商譽、信用等財產上損害請求賠償，至於精神上損害補償，則專屬於具備感知與情緒能力之自然人，法人不得主張，實務上應即早於訴訟策略中釐清此一界線，以避免請求權基礎錯誤而遭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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