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責任，係我國侵權行為法體系中極為關鍵且具獨立規範意義之類型，其功能在於補充第184條第1項一般侵權行為以「不法侵害權利」與「故意或過失」為核心所可能產生之責任漏洞，特別是當加害行為並非直接侵害既存之主觀權利，而係透過違反特定法律規範所設定之行為義務，間接導致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或其他受保護法益受損時，若仍要求被害人逐一證明行為人具有具體過失，往往將使保護規範形同具文，無法發揮其預防危險與保障個人安全之立法目的，因此立法者特別設計本項規定，採取「過失推定」與「舉證責任倒置」之制度安排。

 

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文義，凡行為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致他人受損害者，即推定其具有過失，僅於行為人能證明其行為並無過失時，始得免責，此一規範結構使侵權責任之成立，不再以被害人證明行為人過失為前提，而轉由行為人負擔免責舉證責任，顯著強化被害人之保護。至於何謂「保護他人之法律」，實務與通說見解均採取實質目的說，亦即凡以保護特定個人或特定範圍之人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其他法益為目的之法律規範，均屬之，並不以民法或刑法之成文法律為限，凡公法或私法規範，甚至行政機關依法發布之行政命令、技術規則，只要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他人受損害，即可能構成本項所稱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最高法院早於83年台上字第2197號判決即明確指出，空氣污染防制法雖屬行政法規，其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國民健康與生活環境，具有保護他人法益之性質，因此即使工廠排放污染物未超過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標準，若仍造成鄰地農作物損害，並不因此阻卻其違法性，該判決清楚揭示判斷重點不在於是否符合行政管制標準，而在於該法規是否具有保護他人免於損害之規範目的，並且被害人所受損害是否正屬該規範所欲防止之危險實現。

 

又如最高法院70年台抗字第406號裁定，明確肯認飼料管理法中禁止未經核准製造飼料之規定，係屬保護他人之法律，行為人違反該規定而使購買人受騙並致其飼養動物死亡者，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即應推定其具有過失，縱使刑事責任因牽連關係未另宣告，仍不影響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附帶提起民事賠償請求，顯示本項責任之成立，並不以刑事有罪判決為必要，而係獨立於刑事責任之民事侵權責任。

 

又如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2111號判決所示，車輛所有人明知受託駕駛人未領有駕駛執照，仍將車輛交付其駕駛，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禁止無照駕駛之規定，而該規定顯然以保護一般道路使用人之生命、身體安全為目的，故屬保護他人之法律，一旦因此發生交通事故，即應推定車主具有過失，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除非其能證明自己已盡相當注意。

 

由此可見，「保護他人之法律」之判斷，並非僅止於法律形式或規範位階，而須回歸其實質規範目的，亦即是否在於防止特定危險、保障特定人之安全或財產利益，且被害人所主張之損害，必須正屬該法律所欲防止之風險類型，否則即欠缺規範保護範圍之關聯性，不能逕以第184條第2項成立責任。此一「規範保護目的」之限制，亦係避免本項規定過度擴張，將一切違法行為一概納入侵權責任之範圍，而喪失侵權法體系之界線。再就舉證責任配置而言，本項規定雖採過失推定，但被害人仍須負擔損害發生及相當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行為人確有違反特定保護他人之法律，且其損害係該違規行為所導致之結果，並非完全免除被害人之舉證義務，僅是在過失要件上，改由行為人負擔反證責任。

 

從體系上觀察，民法第184條第2項實為介於一般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之間的中間型態，其規範理念與第191條之3危險製造者責任具有高度相通性，皆反映現代侵權法由「個人道德譴責」轉向「風險分配與事故成本內部化」之發展趨勢，使違反公共安全、環境保護、交通秩序、食品與產品安全等規範之行為人，必須承擔更高之法律責任，以促使其事前遵法並落實安全管理，從而達到侵權法預防危害與填補損害之雙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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