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現行民事法律體系下，寵物因他人之故意或過失而死亡時，飼主可否請求精神慰撫金，長期以來一直處於法律規範與社會情感嚴重落差的張力之中，從人類社會實際生活經驗觀察，寵物早已不再只是單純供人使用或交易的財產標的，而是成為多數家庭中極為重要的情感依附對象，尤其在少子化、高齡化、不婚化趨勢下，寵物往往扮演近似子女、伴侶甚至精神支柱的角色，寵物死亡所造成的悲痛，在實質上往往不亞於近親離世，法官當然理解此一人性層面的痛苦，但問題在於，法院裁判並非憑感情行事，而必須回歸法律規範本身的結構與邏輯。

 

依傳統民法體系，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區分為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前者以回復價值利益為核心，後者則以人格權或身分法益受侵害為前提，得依民法第194條、第195條請求相當金額之慰撫金，而在過去長期的實務見解中，動物雖為有生命之存在，但在法律上仍被定位為「物」，屬於權利客體而非權利主體，既然動物是物，動物遭侵害即僅構成飼主所有權之財產損害，其法律效果便與車輛、器具遭毀損無異，飼主原則上僅能請求市價、醫療費、殯葬費等財產上損害，而不得請求精神慰撫金，此一結論在傳統民法邏輯下，並不能說是錯誤，因為民法第194條與第195條明確係以「人」之生命、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身分法益為保護對象，並未將動物或人與動物間之情感關係納入明文規範，法院在依法裁判的框架內，確實難以突破此一限制。

 

然而，隨著社會觀念的快速轉變，單純將動物等同於無生命之物，已逐漸與一般人民之法感情脫節，也與動物保護意識高漲的社會現實相互矛盾，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6條及第25條以下規定，已明確將動物視為應受尊重與保護之生命體，對於故意或重大過失傷害動物致其死亡者，甚至課以重刑與高額罰金，並得公布姓名與違法事實，顯示立法者在公法領域已不再將動物僅視為單純財產，而是具有獨立生命價值的存在，民事法制是否仍應停留在完全「物化」的思維，遂成為近年來法院與學界反思的重要課題。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消上易字第8號判決是一個指標性的判決，其意旨略以：

在法律尚未明定動物亦為權利主體的情形下，無法將動物定性為與人相同之權利主體，但是動物（尤其是寵物）與人所具有之情感上密切關係，有時已近似於家人間之伴侶關係（companionship），若將動物定位為「物」，將使他人對動物之侵害，被視為只是對飼主「財產上所有權」之侵害，僅得請求價值利益，無法請求完整利益，亦無法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或殯葬費，此不僅與目前社會觀念不符，且可能變相鼓勵大眾漠視動物之生命及不尊重保護動物。

 

雖然現在越來越多人飼養動物作為精神上的寄託，把動物當作小孩般對待，但關於動物在法律上的地位，過往法院均認為，雖然動物事實上也是活生生的生命，且動物與人類間感情親密，但法律上仍只能算是「物」，屬於權利客體 ，與車子、衣服等物品一樣，與屬於權利主體的「人」有所不同。

 

如果「人」被他人傷害，因為「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權利主體，所以可以用自己的名義對傷害者提告，追究對方的責任；但如果是「動物」遭到他人傷害，因為動物在法律上的地位只是權利客體，所以就算被他人傷害，也不能用動物自己名義對他人提告追究責任，而必須由動物的所有權人（例如飼主）提起訴訟。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消上易字第8號民事判決：「本院考量動物（尤其是寵物）與人所具有之情感上密切關係，有時已近似於家人間之伴侶關係（companionship），若將動物定位為『物』，將使他人對動物之侵害，被視為只是對飼主『財產上所有權』之侵害，依我國目前侵權行為體系架構，飼主於動物受侵害死亡時，僅得請求價值利益，無法請求完整利益，亦無法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或殯葬費，此不僅與目前社會觀念不符，且可能變相鼓勵大眾漠視動物之生命及不尊重保護動物，故本院認為在現行法未明確將動物定位為物之情形下，應認『動物』非物，而是介於『人』與『物』之間的『獨立生命體』。」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簡上字第20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996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意旨。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消上易字第8號民事判決：「關於動物在民法上之定位，係介於人與物之間之『獨立生命體』，已詳如前述，故當他人侵害寵物所有人對於寵物之所有權時，無論寵物係受傷或死亡，寵物所有人所得請求之金額均不限於寵物市價之價值利益，而應包括回復寵物之完整利益，並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此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北小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996號民事判決均同此意旨。

 

不過現行法律也未明確將動物定位為「物」，應認「動物」非物，而是介於「人」與「物」之間的「獨立生命體」，依照其屬性及請求權利之不同，在現行民法架構下應適用或類推適用之規定，即有所不同。寵物雖與人具有伴侶關係，但寵物仍屬於人所有，而類似於財產之概念，故關於寵物所有權之移轉，即應適用有關財產移轉之規定，而針對加害人侵害寵物之行為，飼主則得依其性質類推適用民法侵權行為之相關規定。

 

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95條之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

飼主對於寵物的死亡，精神上確會受有相當之痛苦，承前所述，飼主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95條之規定，向加害人請求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不過，畢竟動物與人仍有所不同，所以寵物死亡的慰撫金數額，也不會太高，一般貓、狗大概至多幾萬元。

 

在此背景下，部分法院開始嘗試透過體系解釋與類推適用，修正過往將動物完全視為物的僵化見解，在現行法尚未明文將動物定位為權利主體之前，固然不能將動物等同於人，但亦不宜將動物僅視為一般物品，而應認動物，尤其是寵物，係介於「人」與「物」之間的「獨立生命體」，並依其屬性及所涉請求權類型，分別適用或類推適用相關民法規定。該判決進一步指出，若仍將動物完全定位為物，則他人侵害動物之行為，在侵權法上僅會被評價為對飼主財產權的侵害，飼主僅能請求價值利益，無法請求完整利益，更無法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或殯葬費，此不僅與當前社會普遍認知不符，亦可能變相鼓勵社會大眾輕忽動物生命之價值，與動物保護法所揭示的立法精神形成斷裂。

 

因此，該判決在具體個案中，肯定飼主得就寵物死亡所受之精神痛苦，類推適用民法第195條之規定，向加害人請求相當數額之慰撫金，雖然金額不會高至與人類近親死亡相當，但至少在法理上承認此種精神損害之存在。

 

此一見解的核心法理，並非將動物本身視為人格權主體，而是將焦點轉移至「飼主與寵物間的親密關係」是否構成飼主之人格法益之一部分，在特定情形下，飼主長期與寵物共同生活、互相依附，該關係已具有高度情感專屬性，當寵物因他人侵權行為而死亡，所侵害的不僅是飼主的所有權，更實質破壞飼主重要的情感生活結構，該侵害已非單純財產損害所能完整評價，因而有類推適用民法第195條之餘地。

 

此種論證方式，實際上是對傳統人格法益與身分法益範圍所作的功能性擴張，而非否定既有法條架構，仍然維持民法侵權體系的基本穩定性。惟須特別強調的是，此一見解目前仍屬少數實務趨勢，尚未形成最高法院層級的統一見解，多數法院在寵物遭加害案件中，仍維持傳統立場，認為飼主僅得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不得請求精神慰撫金，因此在訴訟策略上，飼主是否能成功請求慰撫金，往往取決於個案具體情狀，例如飼養期間長短、飼主生活狀態、是否為主要情感依附對象、侵權行為之情節是否重大、加害人是否具有高度可責性，以及法院是否願意採納動物為「獨立生命體」的評價模式。

 

以寵物醫療過失為例，獸醫若於診療或麻醉過程中違反醫療專業注意義務，致寵物死亡，依法固構成民法第184條之侵權行為，飼主得請求醫療費、購置費、殯葬費等財產損害，至於精神慰撫金部分，若法院採取傳統見解，將一概否定，但若法院採取前述新興見解，則可能肯認飼主因寵物死亡所受之精神痛苦，並酌定數萬元不等之慰撫金，此亦符合比例原則與社會通念。綜合言之，在現行法未修正前，寵物因他人加害而死亡，飼主是否得請求慰撫金，已不再是單一、絕對否定的問題，而是進入實務見解分歧與價值重估的階段，未來隨著更多裁判累積與立法政策的回應，如何在尊重生命價值、保障被害人情感利益與維持民法體系安定性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我國侵權行為法發展中極具指標性的課題。

一、動物是介於人與物之間的獨立生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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