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懸賞廣告，在法律上並不是單純的道德承諾或情感表態，而是一種具有明確法律效果的債之發生原因，其本質在於，廣告人以公開方式表示，凡完成其所指定之一定行為者，即可取得一定之報酬，民法第164條即明文規定：「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與報酬者，為懸賞廣告。廣告人對於完成該行為之人，負給付報酬之義務。」從這個定義即可清楚看出，懸賞廣告並非契約，而是一種單方意思表示所生之債，其成立與否，不以相對人事前知悉或同意為必要，亦不須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只要廣告人已對不特定人公開為懸賞之表示，並且行為人完成廣告所定之行為，即當然發生給付報酬之法律效果，這也是懸賞廣告與一般契約、與贈與行為最本質的差異所在。

 

早在民國19年上字第1891號裁判中，最高法院即已明確指出，凡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予報酬者，對於完成該行為之人，即負給付報酬之義務，至於完成該行為之人係如何完成、是否利用時機、是否事出不意，若非廣告中另有特別聲明，均非廣告人所得過問，因為此種債務之性質，本即僅就一定之結果給予報酬，原不須別具何項條件，這段見解至今仍完整揭示懸賞廣告的核心精神，也就是結果導向與條件封閉原則，只要結果符合廣告所設定的條件，廣告人即負給付義務，不得事後另行添加未載明之限制。

 

進一步來看，民法第164條不僅規範懸賞廣告之成立與效果，亦處理數人完成行為時之權利歸屬問題，條文明定，若數人先後分別完成廣告所定行為，則由最先完成該行為之人取得報酬請求權；若數人共同或同時分別完成行為，則由行為人共同取得報酬請求權，這樣的規定，係為避免廣告人因完成行為人數眾多而無法確定給付對象，並同時確保競爭公平性與法律安定性，此外，條文亦設有廣告人善意給付之保護規定，亦即在數人先後完成行為的情形下，若廣告人善意將報酬給付於最先通知之人，其給付報酬之義務即為消滅，此一設計，目的在於避免廣告人因資訊落差而承擔重複給付之風險，平衡行為人與廣告人之利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民法第164條最後一項明文規定，上述關於完成行為即得請求報酬的規定，於「不知有廣告而完成廣告所定行為之人」，亦準用之，這正是實務上最常引發爭議的核心問題，也就是，若行為人於完成行為時，根本不知道有懸賞廣告存在，是否仍得向廣告人請求報酬，依條文文義與立法意旨，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因為懸賞廣告的法律效果，並非建立在行為人主觀上是否知悉廣告，而是建立在客觀上是否完成廣告所定之行為，換言之，懸賞廣告之債務成立，係以結果為判準，而非以動機或認知為判準，這也是懸賞廣告與契約截然不同之處，契約強調意思表示合致，而懸賞廣告則強調單方表示與客觀完成結果。

 

從制度目的來看，立法者之所以採取此一設計，正是為避免廣告人因行為人「不知道」廣告而免責，否則廣告人只需主張對方並非基於廣告而行動，即可逃避給付義務，將嚴重削弱懸賞廣告制度的公信力與實用性，也將違背廣告人原本欲透過懸賞廣告誘發特定結果的目的。再者，民法第164條之1進一步規定，因完成懸賞廣告行為而可取得一定之權利者，其權利原則上屬於行為人，例如完成技術行為而可取得專利權、完成創作而可取得著作權等，均屬於行為人所有，除非廣告中另有明確聲明，否則廣告人不得僅因給付報酬而當然取得該權利，這一規定顯示，懸賞廣告中的報酬，係針對完成行為本身的對價，而非當然包含由行為所產生的一切法律上利益，進一步保障行為人之權益。

 

至於廣告人是否得撤回懸賞廣告，民法第165條則提供明確規範，原則上，預定報酬之廣告，於行為完成前，廣告人仍得撤回，但若行為人因信賴該廣告而善意受有損害，廣告人仍應負賠償責任，且賠償金額以不超過預定報酬額為限，此外，若廣告中已定有完成行為之期間，則推定廣告人已拋棄撤回權，這樣的設計，一方面尊重廣告人在行為尚未完成前之調整彈性，另一方面亦防止廣告人恣意撤回，損害善意行為人之信賴利益，體現信賴保護原則。隨著社會發展，民法亦進一步規範所謂優等懸賞廣告，亦即廣告人並非對完成行為即給付報酬，而是須在一定期間內通知，並經評定為優等者始得給付報酬，民法第165條之1至第165條之4即就此類懸賞廣告之定義、評定方式、拘束力及多人同等優等之處理方式作出完整規範，並明文準用第164條之1關於權利歸屬之規定，使整體制度更加周延。綜合上述法條與實務見解，可以清楚得出一個結論，懸賞廣告一經成立，廣告人對於完成廣告所定行為之人，即負有給付報酬之法律義務，此一義務不以行為人事前知悉廣告為必要，亦不得以事後反悔、情勢變化或主觀不滿為由拒絕履行，懸賞廣告亦非贈與，並不存在得否撤銷、反悔之問題，只要行為已完成，法律效果即告確定，從而保障行為人對懸賞制度的合理信賴，也維持社會對公開承諾的基本信任，這正是懸賞廣告制度在私法體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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