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契約當事人就契約所負之義務可分為締約前義務之履行、契約成立生效時之給付義務及契約效力消滅後之給付義務。而契約效力消滅後之給付義務學理上稱之為「後契約義務」，亦即契約關係消滅後，當事人尚負有某種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以維護給付效果，或協助相對人處理契約終了善後事務（台中高分院91勞上易6號判決），此項義務有基於法律之規定者，有基於約定或契約解釋者(最高法院95台上字第1076號判決)，且因委任事務之社會事實多端，受任人除法律規定之前開從給付義務外，委任終止時之尚負有何種從給付義務，應可由委任性質、誠信原則定之（台南高分院95年重上更一字第18號判決）。

 

再者，上述締約過程中、履行期間及契約終了後所生之保護義務，旨在維護相對人之人身或財產上利益，係脫離契約而獨立，不以契約之存在為前提，……仍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王澤鑑教授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四，頁97以下），實務亦採（台灣高等法院95上字572號判決）。

 

所謂給付義務，係指債之關係中，債務人依法律、契約或其他債之發生原因，對債權人所負之作為、不作為或容忍之義務，其制度核心在於民法第199條所揭示的基本命題，即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而給付並不以具有財產價格者為限，亦不以積極行為為必要，不作為亦得成為給付內容，此一規定奠定我國債法對給付概念的高度抽象性與開放性，使債之關係不僅侷限於金錢或物之移轉，而得涵蓋行為控制、風險分配與信賴維護等多元功能。

 

從債法體系觀察，給付義務並非單一、靜態之概念，而係隨債之發生、履行、變動與消滅，而呈現不同型態與層次，學說與實務通常將其區分為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保護義務，以及契約終了後仍存續的後契約義務，此一分類不僅具有理論意義，更直接影響債務不履行責任的成立、損害賠償範圍及舉證責任的分配。

 

所謂主給付義務，係指債之關係中固有且不可或缺，用以決定契約類型與法律性質的核心義務，例如買賣契約中出賣人交付標的物並移轉所有權、買受人支付價金，租賃契約中出租人提供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委任契約中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均屬典型之主給付義務，其是否存在、是否履行，直接決定契約是否達成其基本目的，亦因此，主給付義務的違反，原則上構成最核心的債務不履行態樣。

 

與此相對，從給付義務則並非用以決定契約類型，而係基於法律明文規定、當事人約定，或誠實信用原則及補充的契約解釋而生，其功能在於補助、輔佐主給付義務，使債權人得以實質、完整地實現其給付利益，例如民法第540條所規定之受任人報告義務與交付義務，即屬法律直接課予之從給付義務，縱使契約中未明文約定，受任人仍不得免除，否則即構成債務不履行。實務亦承認當事人得透過契約約定創設從給付義務，例如競業禁止條款、保密義務、不開業約定等，雖非契約核心內容，卻對於交易安全與利益維護具有關鍵意義。

 

此外，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所衍生之從給付義務，尤其在高度專業化或資訊不對稱的交易中，具有重要地位，例如要求出賣人提供必要的說明、文件或鑑定資料，使買受人得以正確判斷交易風險，否則即可能構成給付不完全。從給付義務與主給付義務之區別，在於前者不以實現契約類型目的為本身目的，而係服務於主給付義務的圓滿履行，但一旦違反，仍得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並非僅屬道德或附隨義務。

 

進一步言，債之發展過程中，尚存在所謂保護義務，其重點不在於給付本身，而在於於締約磋商、履行過程中，避免侵害相對人之人身或財產法益，此類義務雖與給付內容有所區別，然實務與學說多認其仍屬債務關係的一環，違反時得準用債務不履行規定，而非僅限於侵權責任。尤值注意者，給付義務並不因契約形式消滅而當然終止，契約效力消滅後，當事人間仍可能負有一定的作為或不作為義務，此即所謂後契約義務，其理論基礎在於誠實信用原則與信賴保護，目的在於維護已實現或部分實現之給付效果，並協助相對人妥善處理契約終了後的善後事務。實務對後契約義務的承認極為明確，例如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076號判決即指出，契約關係消滅後，當事人仍可能基於約定或契約解釋而負有一定義務，而台中高分院91勞上易6號判決亦明確將此類義務定位為給付義務的一環。

 

學說亦指出，後契約義務並非脫離債法體系而獨立存在，而係債之關係在時間上延伸的結果，其違反仍得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實務亦多採此見解。從主體面觀察，給付義務之歸屬，原則上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此一立場在我國實務中一以貫之，無論債務之實際受益人為何，或是否存在代借、轉借、內部關係等情形，均不影響名義上債務人對債權人所負之給付義務，多數早期判例即反覆強調，名義上之債務人，不得以實際上債款供他人使用，或內部另有約定為由，對抗債權人主張免責，顯示債法對外關係中，極度重視交易安全與外觀信賴。

 

此一原則亦適用於債權行使，債權作為對特定人之權利，債權人僅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而不得向第三人主張履行，縱使第三人因內部關係實際負擔債務，亦不影響債權人對原債務人的請求權存在。再者，擔保權雖為債權之從權利，債權人得於債務人不履行時，就擔保標的優先受償，但擔保權的存在，並不限制債權人行使其原本之給付請求權，債務人亦不得僅因債權已有擔保，即拒絕履行給付義務，此亦為實務一貫立場。

 

債權債務關係作為私法體系中最基本、最普遍之法律關係，其運作前提並不在於經濟實質或實際受益狀態，而在於法律形式上是否存在有效成立之債之關係，以及該債之關係中債權人與債務人主體之明確性，此一立場自我國早期判例即已確立，並在長期實務中反覆被強調與確認。

 

從債之本質觀之，債權乃對於特定人之權利，債務人亦僅就特定債權人負有給付義務，這種對人性結構，正是債權與物權、身分權之根本差異所在，因此債權債務之主體，原則上必須依據契約締結時所顯示之外觀與法律行為內容加以判斷，而不得任意穿透內部關係或實際經濟歸屬加以變更。多數實務判決一再指出，凡以自己名義締結契約而負擔債務者，不問其實際上是否為債務利益之最終享用人，均應就該契約所生之債務，向債權人負完全履行責任，此一名義原則，係為維護交易安全、保障債權人信賴所不可或缺之基本規則。

 

早期判例如18年上字第1422號、18年上字第1609號、18年上字第1831號即明確指出，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縱然實際上債款係供第三人使用，或存在代借、轉借、內部清算等關係，均屬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內部關係，不得據以對抗債權人，亦不得作為拒絕或減輕履行責任之理由。此一見解在19年上字第2368號、19年上字第1761號、19年上字第1718號、20年上字第1503號、20年上字第82號等多數判決中反覆出現，顯示實務對於「名義債務人即為對外責任主體」之立場，具有高度一貫性與穩定性。

 

債權關係既係特定人間之法律關係，債權人依法僅能向債務人請求給付，而不得向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主張履行，此一原則於18年上字第1953號判決中即有明確揭示，債權人之給付請求權，係以債務人之存在為前提，不因第三人是否實際受益或是否另負內部責任而發生轉移，否則將使債權關係陷入不確定狀態，嚴重動搖私法交易之安定性。

 

基於同一理由，實務亦一貫否定債務人以「他人亦欠債未清償」或「實際用款人非本人」為由，對債權人主張抗辯，此一立場在19年上字第1718號、19年上字第1761號等判決中已有清楚論述，其核心理由在於，債權人之請求權基礎來自契約本身，而非來自資金流向或內部經濟安排。進一步言，擔保制度之存在，亦不足以動搖上述債權債務主體結構，擔保權僅係債權之從權利，其功能在於強化債權實現之可能性，而非取代或限制債權本身之行使，故債權人縱使已就其債權設定擔保物，仍得同時向債務人主張給付請求權，債務人亦不得以「已有擔保」為由拒絕清償，此一見解早於19年上字第110號及18年上字第1898號判決中即已確立，並成為後續實務之基本共識。

 

若從契約成立與效力之角度觀察，債務人一旦與債權人成立有效契約，即負有依契約內容履行給付義務之責任，即便嗣後發現契約標的存在給付不能，致契約不免罹於無效，對於非因過失而信賴契約有效之相對人，債務人仍可能負有損害賠償責任，此一法理在52年台上字第518號判決中即已清楚揭示，顯示債法對信賴利益之保護，並不以契約最終有效存在為必要。

 

又在契約履行過程中，若一方遲延履行，他方當事人如未依法律規定定相當期限催告履行，並於期限屆滿後行使解除權，則已成立之契約仍屬存在，遲延履行之一方，仍不得主張其已喪失請求他方履行之權利，此一點於30年渝上字第214號判決中已有明確說明，其目的在於避免債權人因程序性疏忽而過度喪失實體權利。

 

關於契約主體與權利行使資格之問題，實務亦採取高度形式化之立場，40年台上字第1241號判決即指出，買賣契約所載明之買受人，不問其是否為實際上之買受人，就該買賣契約所生給付請求權涉訟，原則上須以契約上記載之買受人名義起訴，始得認其有請求權存在，此一見解與43年台上字第99號判決所揭示「債權債務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之原則完全一致。至於代理或間接法律關係之情形，若受任人係以自己名義為委任人訂立契約並取得債權，則於受任人未將該債權移轉予委任人以前，僅受任人得向他方當事人請求履行，委任人不得逕自對相對人主張給付請求權，21年上字第934號判決即明確指出此一法律效果，顯示實務對於「名義債權人」之高度尊重。

 

進一步觀察債權效力之對人性，30年渝上字第323號判決即清楚說明，優先承買權等約定，若僅存在於特定當事人間，原則上僅生債權效力，縱使出賣人違反該約定將標的物讓與第三人，受害之一方亦僅得向出賣人請求損害賠償，而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更不得主張該讓與行為無效，這正是債權不得對世主張效力之具體展現。此一對人性結構，亦可見於32年上字第2592號判決，該判決否定單純期待或道德請求轉化為私法上給付請求權的可能性，明確區隔法律上權利與非法律上期待。

 

至於物權與債權界線之問題，75年台上字第404號判決即以單獨所有土地特定部分之買賣為例，說明債權請求權不得逾越物權法定主義之界線，買受人原則上僅能請求出賣人履行其契約義務，而不得任意請求移轉應有部分，使其與原所有人形成共有，除非存在出賣人確有不能履行分割登記之特別情形，否則不得藉由債權關係強行變動物權結構。

 

最後，62年台上字第2783號判決則從法人行為角度再次確認，法人於私法上以私經濟行為締結契約時，原則上即受私法規範拘束，其契約效力不因內部稽察或程序瑕疵而當然影響對外效力，對方當事人既已依契約履行其義務，即得請求法人履行其對應之給付義務，否則將嚴重破壞私法交易之信賴基礎。綜合上述判決可知，我國實務長期以來，始終以「債權係對人權」、「債務責任以名義為準」、「內部關係不得對抗外部債權人」、「擔保不影響給付請求權」、「債權效力原則上不及於第三人」作為核心法理，並透過高度一致的裁判見解，形塑出一套以交易安全與法律確定性為優先的債法運作體系，此一體系正是現代民事交易得以穩定運行之根本支柱。

 

綜合言之，給付義務作為債之關係的核心內容，並非僅指契約文字所載之單一行為，而係隨債之發生、履行與消滅而呈現多層次、多樣化的結構，透過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保護義務與後契約義務的交錯運作，使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得以在時間與功能上獲得最大程度的實現，亦使債法得以回應複雜多變的社會交易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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