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在日常法律生活中，許多人心中其實都存有一個直覺式的疑問：「如果我不去領掛號信，是不是就可以假裝不知道，讓事情當作沒發生？」這樣的想法，表面上看似聰明，實際上卻正好觸及民法意思表示制度中最核心、也最容易被誤解的一個問題，也就是非對話意思表示究竟在何時發生效力。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於109年度台上大字第908號裁定中，便針對「掛號信經投遞未獲簽收，僅留下招領通知而最終因招領逾期退回」的情形，明確表態指出，不能容許相對人以消極不作為、刻意不領信件的方式，來阻卻或延宕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否則將嚴重破壞交易安全與法律秩序。要理解這則裁定的真正意義，必須先回到意思表示的基本概念來看。

 

所謂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為發生一定私法上效果之意思，而將該意思表示於外部的行為，法律關心的，從來不只是表意人內心想什麼，而是該意思是否已依法律規範，進入相對人可以認知、可以支配的客觀狀態。

 

基於溝通方式的不同，意思表示在民法上被區分為「對話的意思表示」與「非對話的意思表示」，前者例如當面談話、電話交談，法律以相對人「解」時作為效力發生時點；後者則包括書信、掛號信、存證信函、電子郵件、簡訊或通訊軟體訊息，由於表意人無法即時確認相對人是否實際閱讀，民法第95條第1項遂採取「到達主義」，明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所謂「達到」，依長期實務與通說見解，並非指相對人實際拆信或實際閱讀，而是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並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解其內容的客觀狀態。

 

正是基於這樣的法理背景，最高法院在前開大法庭裁定中，透過一個極為生活化、卻又高度重要的問題設定，明確回答社會大眾長期以來的疑問。假設買賣雙方成立契約後，買方已履行給付義務，賣方卻遲遲不履行交付，買方依法律規定行使解除權，並以存證信函掛號通知賣方解除契約，郵差前往投遞時賣方不在，遂依法留下招領通知單，告知可於一定期間內至郵局領取信件，結果賣方刻意不去領取，最終信件因招領逾期而退回，若允許賣方主張「我沒有實際收到，所以解除不生效」，那麼意思表示的效力，幾乎完全被相對人掌控，任何人只要選擇不領信，就可以無限期拖延法律效果，這顯然與誠信原則、交易安全及法律制度的設計目的背道而馳。

 

正因如此，最高法院在該裁定中指出，掛號郵件的招領通知單若已合法置於相對人之住居所或營業所，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與觀念，可以合理期待相對人知悉該通知後，於郵局營業時間內前往領取郵件，則該郵件即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並置於相對人可隨時解其內容的狀態，應認為意思表示已到達相對人而發生效力。

 

換言之，意思表示是否生效，並不取決於相對人是否願意配合，而是取決於表意人是否已使其意思，客觀上處於相對人可得支配、可得理解的狀態。這樣的解釋，具有非常明確的制度功能，也就是防止當事人透過「小動作」來操弄法律效果，避免出現故意不領掛號信、坐等信件退回，再主張法律行為無效的投機行為。

 

掛號郵件的『招領通知單』若置於相對人的住居所或營業所，依一般社會觀念，可以期待相對人受該通知後，於郵局營業時間前往領取郵件，該郵件等於已進入相對人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可隨時解內容的狀態，應認為意思表示已經到達相對人而發生效力。

 

簡單來說就是，A用掛號寄發存證信函給B，郵差去投遞但沒人簽收，就製作『招領通知單』通知B領取，此時B已處於隨時可以前往郵局領取存證信函並解的狀態，所以A的意思表示已到達B而生效（就是解除契約有效），B不可以吵說契約沒有解除。

 

避免以小動作來影響意思表示的效力

最高法院這樣解釋，可以避免有人故意不領信讓信件遭退回作為手段，影響意思表示的效力，所以不要以為不領掛號信就不會發生法律效力哦！

 

當然如果可以證明客觀上不能領取的正當事由，不是故意拒絕領取時，例如：B拿出護照證明自己當時人在國外，或是提出病例證明生病住院、隔離治療等，並不知道招領通知也無法實際領取，則A的解除契約意思表示就仍未到達B而尚未生效（就是解除契約無效）。除上面故事所提到「解除」買賣契約外，其他常見情況像是：勞方或資方依勞基法要「終止」勞動契約時、或是房客遲遲未繳租金而房東要「催告」限期給付租金，或「終止」租約時，若用書面方式（如：存證信函）為之，都需「達到相對人」才生效。

 

雖然法律上沒要求意思表示一定要透過書面，像傳簡訊或是LINE也都可以，但為日後可能的舉證問題，經由存證信函的方式寄掛號給對方，仍然比較有保障哦！當然就會有上面怎麼認定「達到相對人」的問題。

 

若能在契約內針對「意思表示到達」的相關事宜先擬定約款，也可以減少或避免爭議。例如：除書面外，也接受符合現代的聯繫方式（電子郵件、Line等）來為意思表示；契約所載聯繫地址變更，有書面通知義務，如未通知或怠於通知，對契約所載聯繫地址寄送，仍生送達效力等。

進階班一起動動腦

1. 有認為最高法院這樣解釋，讓相對人承擔太重的舉證責任，而持反對意見。因為相對人若要主張自己不是故意不領，必須舉證客觀正當理由，但有時候根本很難舉證，現場也未必有監視錄影設備。

 

2. 郵差不是相對人可以支配，而且招領期間一過就退回信件，形同相對人「只在招領時間內才能支配」，是否適合給予較發動意思表示的表意人還要重的舉證責任？

 

3. 還有很多人為因素，例如：鄰居誤拿通知單導致相對人不知道去領取。另外，只想到預防相對人故意不領取，但如果表意人惡意讓相對人不知道而未領取呢？例如：表意人守株待兔拿走通知單時怎麼辦？是否要參照以不正當手段促成條件成就的法理？

 

4. 訴訟上的寄存送達也是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有送達效力，上面解釋卻沒有任何時間緩衝，是否過於嚴苛?

 

5. 或許實務是因「招領逾期」不能馬上直接走公示送達（參民法97），但對處於較被動立場的相對人，一經招領通知就生意思表示的效力，好像不是太公平。

 

商人確認信是目前國際上從事商事貿易者經常使用的商業文件，其目的在於藉由此種書面文件的寄發，向貿易之他方確認雙方先前就某個特定交易所作的口頭協商內容，或藉此表達對於雙方之間已經締結的契約變更之意思。商人確認信此一概念並非立法者所創設，而係透過商事貿易實務領域的廣泛使用，不斷發展並形成較為具體的內涵；然而，隨著跨國商事活動的與日俱增，商人確認信的使用也形成許多具有理論與實務討論價值的法律問題。就契約之成立而言，商事貿易之一方當事人可否藉由商人確認信的寄發，單方面促使契約締結？

 

收信人於收受商人確認信後，若單純沉默未為任何回應，是否仍可能受到契約締結效果之拘束？又發信人若於商人確認信中變更先前協商之內容，或添加先前協商所未有之條款，契約是否仍有成立之可能？

 

對此，德國學說實務建立所謂「商人確認信創設效果理論」，使符合一定適用條件的商人確認信，能夠產生契約成立或契約內容變更的創設效果，拘束雙方當事人；此外，其更採用「最後一槍理論」，以解決契約衝突條款的問題。在美國，其統一商法典嘗試突破傳統普通法下「鏡像原則」對於要約與承諾的束縛，趨向寬認契約成立之發展；而諸多國際契約法統一文件，例如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聯合國國際商事契約通則、歐洲契約法通則及歐洲民法架構草案等，亦針對上開問題作出密度不一之規範，其中，除就商事貿易者透過商人確認信締結契約的部分，以「內容是否重大偏離先前協商內容」作為認定創設效果有無之主要判准外，在契約衝突條款問題之解決上，則偏向採取「淘汰理論」或留待司法實務於個案中決斷。

 

就此而言，可謂商人確認信所包含的各項法律問題，有已形成相當程度國際共識者，亦有尚待各種多元觀點協調統合者。我國從事國際性商事貿易者，不在少數，其於貿易實務中接觸商人確認信之機會亦多，故前開法律問題於我國，並非不會發生。

 

當然，最高法院並非完全忽視相對人的權益，而是進一步指出，若相對人能夠舉證證明，自己在客觀上確實存在無法領取郵件的正當事由，且並非故意拒絕或消極不作為，例如可提出護照證明自己在招領期間長期出國，或提出醫療證明顯示因住院、隔離治療等原因，實際上無法知悉招領通知或前往郵局領取，則該意思表示尚未進入其支配範圍，自不得認為已達到並發生效力。由此可見，實務並非採取一刀切的嚴苛立場，而是透過舉證責任的配置，要求主張未達到的一方，就其客觀不能受領的事實負舉證責任，藉此在交易安全與個別公平之間取得平衡。

 

然而，這樣的解釋，也引發不少學理與實務上的反思與討論，例如是否讓相對人承擔過重的舉證責任，畢竟證明「自己不是故意不領」在現實上並不容易；又如郵差投遞與招領期間，本身並非完全處於相對人可支配之下，招領期間一過即退回，是否真能認為相對人始終處於「隨時可解」的狀態；再如是否可能出現人為干預的風險，例如招領通知單遭他人誤拿、遺失，甚至被表意人惡意取走，若仍一律認定意思表示已到達，是否反而產生不公平的結果；此外，對照訴訟法上寄存送達制度，尚須經過一定期間與程序始發生送達效力，相較之下，意思表示僅因招領通知即立即生效，是否欠缺合理的時間緩衝，亦值得進一步檢討。這些問題，顯示到達主義在具體運作上，並非毫無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此次裁定，已為我國實務提供一個明確而可操作的判斷基準。

 

進一步從比較法與商事實務的角度觀察，在國際商業交易中，類似的風險分配思維其實早已存在，例如德國法上對於商人確認信的創設效果理論，即在特定條件下，容許一方透過書面確認，使契約成立或內容變更生效，而不以對方明示同意為必要；美國統一商法典亦試圖突破傳統鏡像原則，減少因形式瑕疵而否定契約效力的情形；多數國際契約法統一文件，亦傾向透過客觀標準來判斷意思表示與契約效果，而非完全交由相對人主觀態度決定。

 

這些發展趨勢，與我國最高法院對「不領信」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在價值取向上，其實並不背離。回到實務層面，無論是解除或終止契約、催告履行、終止租約、終止勞動契約，甚至是商事交易中的條款變更，只要採取書面方式為非對話意思表示，就必須面對「何時到達」的問題，與其事後爭執，不如在契約中事前約定清楚，例如明定意思表示的送達方式、認定到達的時點、聯絡地址變更的通知義務，甚至明確納入電子郵件或即時通訊作為有效通知方式，才能真正降低法律風險。總結而言，「不領信就沒事」只是一種錯誤的法律迷思，在現行實務見解下，掛號信經合法投遞並留下招領通知，已足以使意思表示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而發生效力，除非相對人能證明客觀上確實無法領取且非出於故意，否則不得僅以未實際收信為由，否認法律效果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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