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權利濫用」，係指權利人雖形式上享有法律所賦予之權利，但其行使方式已背離權利制度本身所欲追求之正當目的，而主要係為損害他人、破壞公共利益或造成社會整體不合理之結果，因而不受法律保護之情形。我國民法對於權利濫用之禁止，明文規定於民法第148條，其第1項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第2項並進一步要求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此條文並非單純的道德宣示，而是具有實質拘束力之一般條款，用以限制權利行使之邊界，使權利不致淪為侵害他人或社會秩序的工具。權利濫用理論的產生，與近代私法中「權利社會化」的思潮密切相關，傳統私法強調權利的絕對性與排他性，認為權利既經法律賦予，即得自由行使，國家原則上不宜干預，但隨著社會結構複雜化、權利行使對他人及社會所生影響日益重大，單純從形式上肯認權利行使的正當性，已不足以回應實質正義的要求，因此現代民法逐漸發展出權利濫用禁止原則，透過誠實信用原則與公共利益概念，對權利行使加以實質審查。

 

早期的實務見解，主要是以行使權利之人「主觀意思」作為判斷依據。在最高法院民事判例45年台上字第105號中，法院認為，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如果行為只是圖利自己，要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則無該條適用之餘地。

 

然而，這個判斷依據在最高法院民事判例71年台上字第737號中卻產生了變化：查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

 

在我國實務發展上，早期最高法院對於權利濫用的判斷，偏重於權利人之主觀意思，亦即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作為核心判準，例如行使權利雖足以使他人喪失利益，但若權利人並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僅係為圖利自己，即不在民法第148條所禁止之範圍內，依此見解，權利濫用之成立，須證明權利人具有明確的損人動機，否則即難以構成。然而，隨著實務經驗的累積，法院逐漸意識到，若僅以主觀意圖作為判斷標準，將使權利濫用之適用過於狹隘，因為在多數情況下，權利人往往可以主張其行為係為自身利益，主觀上未必承認有損害他人之目的，若一概排除權利濫用之適用，將無法有效防止形式合法但實質不當的權利行使行為。

 

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準此，行使權利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因違背上開禁止規定而不得行使。又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臺上字第737號判例參照）。

 

對權利濫用的判斷標準作出重要轉折，該判例明確指出，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進行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並強調此一解釋，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此一見解的關鍵意義，在於將權利濫用的判斷，從純粹主觀動機，轉向兼顧客觀利益衡量的綜合判斷模式，使法院得以從行為所造成的實際效果，評價權利行使是否已逾越合理界線。換言之，即使權利人主觀上主張其行為係為自身利益，只要其實際上所獲得的利益極為有限，而相對人或社會所承受的損害卻極為重大，仍可能構成權利濫用而不受法律保護。此種以利益衡量為核心的判斷方法，也使民法第148條不再僅是抽象的道德條款，而成為可具體操作的裁判基準。從體系上觀察，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並非否定權利本身，而是對權利行使方式的限制，其目的不在於剝奪權利，而在於防止權利行使背離制度目的，破壞權利與權利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合理平衡。

 

實務上，權利濫用常見於所有權行使、請求權行使或程序權利的運用上，例如土地所有權人明知其土地面積狹小、形狀不規則，客觀上不具任何利用價值，卻僅因鄰地建物微幅越界，即請求拆除建物，占用面積僅屬零星，拆除卻可能危及建物結構安全，使相對人多年經營的生活基礎遭受重大破壞，而權利人自身卻無任何實質利用利益，此類情形，若權利行使的唯一效果僅在於迫使他人承受重大損害，即極可能構成權利濫用。此種案例類型，正是權利濫用理論在不動產紛爭中最具代表性的應用場景。

 

進一步言之，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亦與誠實信用原則密不可分，誠信原則要求當事人於法律關係中，應遵守誠實、正直與合理期待，而權利濫用正是誠信原則在權利行使層面的具體展現，當權利行使顯然違反一般社會通念所能接受的誠信標準，即可能被評價為濫用而不受保護。然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權利濫用的認定，並非輕率為之，法院實務一再指出，權利濫用屬於例外性限制，必須在具備高度不當性時，始得適用，否則若動輒以權利濫用否定權利行使，反而可能動搖私法自治與法律安定性。

 

因此，判斷是否構成權利濫用，仍須回歸具體個案，綜合考量權利行使之目的、手段、時機、取得利益之大小，以及對他人及社會所造成之影響，並在誠實信用與公共利益的框架下，作出謹慎衡量。總言之，權利濫用並非否定權利本身，而是提醒權利人，權利的存在係為促進正當利益與社會秩序，而非作為報復、脅迫或純粹損害他人的工具，唯有在兼顧自身利益與他人、社會合理期待的前提下行使權利，方能真正受到法律的完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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