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關於這個問題，在實務上，當事人面臨紛爭時最常見、也最根本的抉擇之一，即是究竟應選擇「仲裁程序」或「民事訴訟程序」作為爭議解決途徑，而此一選擇的核心，並非抽象地比較何者較為高明，而是必須回歸紛爭解決的「目標」以及是否有必要動用「公權力機制」，並進一步衡量費用結構、程序控制權、證據調查方式與時間成本等具體因素。

 

依仲裁法之體系設計，仲裁本質上係一種以當事人合意為基礎的訴訟外紛爭解決制度，其目的在於取代法院審判，而非僅作為訴訟前的協商工具，因此仲裁一經啟動，即朝向「快速終局」的目標推進。依仲裁法第18條規定，當事人將爭議事件提付仲裁時，應以書面通知相對人，仲裁程序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自相對人收受提付仲裁通知時開始，顯示仲裁程序的啟動點明確，且不需經法院立案或排庭，即可進入實體處理階段。

 

再依仲裁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仲裁庭於接獲被選為仲裁人之通知日起十日內，即應決定仲裁處所及詢問期日，並於六個月內作成判斷書，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換言之，仲裁制度在法律上即被設計為「6至9個月內必須結案」的程序，與民事訴訟動輒歷經一審、二審、三審，法定最長辦案期限可達五年以上者，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也正因如此，仲裁在制度目標上，並不鼓勵反覆攻防、逐步補強證據或藉由程序運作拖延時間，而是建立在「書證、鑑定報告與專業判斷成熟後，即可作成判斷」的前提之上，這也是實務上常見所謂「仲裁原則上審書證、鑑定結果出來後，結論即隨之形成」的原因所在。仲裁法第23條亦明定，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並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但此處所謂「必要之調查」，並非等同於民事訴訟中全面、逐層展開的證據調查機制，而是以達到可為判斷之程度為已足，並於仲裁庭認仲裁已達可為判斷之程度時，依仲裁法第33條宣告詢問終結，於十日內作成判斷書。

 

反觀民事訴訟程序，其核心功能之一，即在於透過國家公權力強制力，逐步釐清事實真相，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命當事人提出文書、傳喚證人、命鑑定人具結鑑定，並對不配合者施以制裁，這正是訴訟制度存在的重要價值。然而，這樣的制度設計，同時也賦予當事人透過程序行為影響案件節奏的空間，無論是聲請調查證據、聲請鑑定、聲請傳喚多名證人，甚至提出程序性爭點，皆可能使訴訟時間顯著拉長，對於希望「儘速了結紛爭」的一方而言，往往構成沉重負擔

 

。因此，是否需要動用公權力來「強制調查事證」，乃是選擇仲裁或訴訟的第一個關鍵分水嶺。若案件之核心爭點，已可透過契約文件、帳冊、工程紀錄、鑑定報告等書面資料加以判斷，且雙方對於事實本身並無高度對立，僅在法律效果或專業評價上有所爭執，仲裁程序即能充分發揮其效率優勢；反之，若案件涉及隱匿證據、證人證言真偽、第三人掌握關鍵資料，甚至需要透過法院命令方能調取資料，則民事訴訟制度的公權力調查功能，往往更具實質意義。

 

仲裁法雖於第26條、第28條規定，仲裁庭得通知證人或鑑定人到場應詢，證人不到場時亦得聲請法院命其到場，並得請求法院或其他機關協助調查證據，受請求法院並具有受訴法院之權限，但此等機制在實務上多屬輔助性質，啟動成本高，且無法完全複製訴訟中即時、全面的證據調查效果，亦使仲裁在高度對抗型案件中顯得力有未逮。再就費用結構而言，「仲裁是否比較省錢」向來是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之一。

 

表面上觀察，仲裁費用確實往往高於一審法院裁判費，例如以新臺幣166萬元之爭議標的為例，提付仲裁需支付仲裁費8萬餘元，而一審裁判費僅約1萬7千元，乍看之下仲裁顯然昂貴許多，這也是許多人直觀上認為「仲裁費用太貴」的主要原因。然而，費用比較若僅停留在單一審級，實屬片面。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訴訟每一審級均須另行繳納裁判費，若案件歷經三審，累計裁判費即可能接近甚至超過仲裁一次性費用，且尚未計入鑑定費、勘驗費、證人旅費、律師費用等其他訴訟支出。

 

更重要的是，時間成本本身即是隱形費用，對於資金流動性要求高、或需即時確定法律關係之商業案件而言，訴訟曠日廢時所造成的營運風險，往往遠高於表面上的裁判費差額。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一審、第二審及第三審之法定最長期限合計可達五年，而仲裁法第21條則以六至九個月為原則，二者在時間結構上的差異，直接反映在費用與風險的整體評估上。當然，亦不能否認，若案件單純、證據明確、當事人不爭執事實，且能於一審即告終結，訴訟確實可能比仲裁來得經濟，甚至連律師都不必委任即可自行處理，因此「仲裁一定比較省錢」或「訴訟一定比較省錢」的命題，本身即屬錯誤，關鍵在於案件是否需要「多層次程序保障」或「快速專業判斷」。

 

此外，仲裁制度的一大特色，在於程序控制權多掌握於仲裁庭及當事人手中，依仲裁法第19條規定，當事人就仲裁程序未約定者，適用仲裁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仲裁庭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或依其認為適當之程序進行，顯示仲裁程序具有高度彈性，得因案件性質調整程序密度，避免不必要的形式操作，惟此一彈性亦意味著仲裁程序較少提供「以程序拖延換取談判空間」的可能性，對於有意藉由時間壓力迫使對方妥協的當事人而言，訴訟反而可能更符合策略需求。

 

至於仲裁判斷之效力，依仲裁法第37條規定，仲裁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確定判決具有同一效力，僅在強制執行時，原則上仍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顯示仲裁雖無直接公權力，但其最終結果仍可透過法院轉化為公權力執行，此亦平衡了仲裁私法性質與國家法秩序之關係。惟若仲裁判斷存在法定瑕疵，當事人仍得依仲裁法第38條、第40條提起撤銷或拒絕執行之救濟，顯示仲裁並非完全排除司法審查，而是將法院角色定位為「事後最低限度監督者」，而非實體審理者。

 

綜合上述，選擇仲裁或民事訴訟，並非單純比較費用高低，而是應回歸三個核心問題：第一，爭議是否需要高度依賴公權力強制調查證據與證人；第二，當事人是否以快速終局為主要目標，並願意承擔一次性判斷的風險；第三，案件標的金額、專業性與時間成本，是否足以合理化仲裁的費用結構。唯有在充分理解仲裁與訴訟制度目的差異的前提下，所做出的程序選擇，方能真正符合當事人之利益，而非流於事後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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