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一、前言：從道德課本走入法律現實

 

國小老師教導我們，撿到別人遺失的財物不能占為己有，應交還失主，是乃「拾金不昧」之傳統美德。在集體記憶中，這似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道德命題：撿到東西，就該還人。然而，當社會從農業時代進入高度流動的現代工商社會，物品遺失的場域、形式與價值，早已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手機、筆電、皮夾、證件、信用卡，動輒牽動個人身分、財產與隱私，一次遺失，往往意味著生活秩序的全面失衡。

 

正因如此，「撿到東西」不再只是道德選擇，而是一連串法律關係的起點。近日兩則標題聳動的新聞，一為「史上最恐怖遺失物　15天後歸他」，另一為「好心拾獲皮夾被冤偷錢　遭司法追殺1年」，看似風格迥異，實則共同揭示了一個現象：在現代法律框架下，拾得遺失物，可能帶來祝福，也可能招致風險。

 

在民國101年民法修正前，亦曾發生拾得筆電或金錢而要求價值三成酬勞，甚至對經濟困難者形成強人所難的爭議案例。這些事件，使「拾金不昧」不再只是美德問題，而成為制度設計的課題：法律究竟應如何鼓勵善行，又如何避免善行被轉化為壓力與剝削？本文將藉由數個具體案例，系統性介紹與遺失物相關之民事制度與刑事責任，說明拾得一物，所牽動的並非單純的良心，而是一整套法律秩序。

 

二、遺失物的法律定位：從無主物到義務關係

 

民法關於遺失物之規定，歷經98年與101年兩次重要修正。98年修法時，就遺失物之招領採雙軌制，並就輕微遺失物設置簡化程序，另新增拾得人之留置權；101年則針對遺失物報酬請求權作大幅調整。這些修正，反映立法者在「鼓勵拾金不昧」與「避免制度被濫用」之間反覆權衡的軌跡。

 

拾得遺失物，在法律上屬於事實行為，因此縱然是國小學生，亦得成為遺失物之拾得人。所謂遺失物，係指基於占有人自主意思而偶然喪失占有之物；若所有人本即拋棄該物，則不屬遺失物，而屬無主物，他人依民法第802條之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即取得其所有權。此一區分，標誌著法律對「遺失」與「拋棄」的根本差異：前者仍屬他人財產，後者則已脫離權利歸屬。

 

拾得人於法律上，並非因撿到而取得所有權，而是立刻進入一種帶有義務性的地位。其主要義務包括：通知或報告之義務（民法第803條第1項）、交存之義務（民法第803條第1項、第804條第1項）、返還之義務（民法第805條第1項）。這些義務的存在，使「拾得」不再只是單純的事實狀態，而轉化為一種法律關係：拾得人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成為制度中的一環。

 

「史上最恐怖遺失物　15天後歸他」這則新聞，拾得人為中興大學之碩士生，其在校園附近拾得他人不敢碰取之神主牌。該名碩士生將神主牌送往派出所，希望後代子孫能出面認領，避免祖先繼續流落在外。其行為，正是在履行前述報告與交存之義務。至於新聞所稱「15天後歸他」，則係適用98年增訂之民法第807-1條：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自通知或招領之日起逾十五日，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

 

在此制度下，十五日後，該名碩士生依法領回神主牌，並經燒香擲筊請示後，將神主牌安置於寺廟供奉。媒體稱之為「史上最恐怖遺失物」，然而當事人卻表示，其論文入選比賽、口試高分通過，一切順利，彷彿「好心有好報」。此一案例，清楚呈現遺失物制度的正面功能：善意行為，透過法律程序，被賦予秩序與歸屬。

 

假設該名碩士生未向警局領取神主牌，依民法第807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2項之規定，拾得人於受通知或公告後三個月內未領取者，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屬於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團體。遺失物的命運，並非任意漂流，而是被制度妥善收納。

 

三、拾得皮夾與手機：善意行為如何走進刑事法庭

 

與神主牌的溫馨結局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另一則新聞「好心拾獲皮夾被冤偷錢　遭司法追殺1年」。人們最容易遺失物品的場所，往往正是交通節點與公共空間，例如機場、車站、捷運系統。這些場域流動性極高，遺失物往往在短時間內經過多人之手，使「原本裡面有多少錢」成為難以還原的事實。

 

報載男子於機場拾獲手機與皮夾後，送至服務台，失主領回時發現皮夾內兩千多元現金短少，遂報警處理。檢察官以刑法第337條侵占遺失物罪嫌起訴，理由在於吳男在送交服務台前，曾進入廁所一分多鐘，認其趁機侵占現金。案件歷經一、二審，最終無罪確定。報紙遂以「司法追殺」形容其一年之訴訟歷程。(台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225號、台北地方法院102年度審易字第2476號)

 

失主在遺失前並未確實清點現金數額，僅憑記憶推估，且當庭清點時，其陳述與實際數額已有出入，法院認為僅憑失主單方指訴，無法證明拾得當時皮夾內確有2400元。其次，若吳男有意侵占，何以不一併侵占價值更高之手機？再者，其進入廁所之行為，亦屬日常合理行為，不能僅憑時間落差推論犯罪。其一，無證據證明遺失當時皮夾內確有現金；其二，皮夾遺落期間，旁邊尚有其他旅客，不能排除第三人翻動之可能；其三，侵占行為須由公訴人負舉證責任，不能以推測取代證明；其四，即便有侵占意圖，亦未必會選擇侵占手機，因其易被追蹤。

 

拾金不昧者，可能因一段「無法還原的空白時間」，被捲入刑事程序。法律雖以無罪推定為原則，但程序本身即是一種負擔。善意行為，並非必然換得善終，這正是現代社會中拾得遺失物所面臨的風險。

 

四、拾得人之報酬請求權：從鼓勵善行到避免強人所難

 

我國民法原為鼓勵拾金不昧，早在民國18年即設有拾得人報酬請求權。修法前的民法第805條第2項，明定拾得人於所有人認領遺失物時，得請求其物價值三成之報酬。此一設計，旨在透過制度化誘因，使善行得以持續。然而，隨著社會型態變遷，這項制度逐漸產生摩擦。

 

民國98年修法，將報酬改為「不得超過三成」，並新增拾得人留置權。依民法第805條第1項，拾得人、招領人、警察或自治機關，於通知、招領及保管費用受償後，應將遺失物返還；第5項則規定，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前，拾得人就遺失物有留置權。此一設計，使拾得人得以「暫不交還」，直到報酬或費用獲得清償。

 

然而，隨著權利意識抬頭，社會開始出現拾得人對所有人主張「依法給付三成」的事件，甚至發生學生遺失四萬元學費，拾得人要求一萬二千元報酬的案例。當「拾金不昧」轉化為「依法索價」，有認為，善意便開始變質為壓力，特別是對經濟弱勢者而言，這不再是鼓勵，而是強人所難。因此，民國101年立法院大幅修正民法第805條，將報酬比例由三成調降為一成，並增訂第805條之1，明文規定三種不得請求報酬之情形：一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由其管理人或受僱人拾得者；二是拾得人未於七日內通知、報告或交存拾得物，或隱匿拾得事實者；三是有受領權之人為特殊境遇家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依法接受急難或災害救助，或有其他急迫情事者。這些限制，清楚展現立法者的價值選擇：拾金不昧仍受肯認，但法律不再容許其轉化為對弱勢者的壓迫工具。報酬權的存在，應是「鼓勵」，而非「勒索」；留置權的設計，應是保障，而非要脅，但這種立法是否正確？實有疑問。

 

五、結語：美德、權利與刑責的交錯邊界-子貢贖人與子路受牛

 

拾金不昧之傳統美德，在現代社會中，早已不再只是道德命題，而是一個橫跨民法與刑法的制度議題。拾得手機而不交還，可能構成刑法第337條侵占遺失物罪；若進一步使用他人電信設備，尚可能觸犯電信法第56條。反之，若為規避責任而謊報支票遺失，藉由申報程序使合法持票人面臨刑事風險，則可能構成刑法第171條誣告罪。

 

在這樣的結構下，「撿到東西」不再只是良心的試煉，而是法律風險的起點。神主牌的故事告訴我們，制度可以讓善意得到安放；皮夾疑案則提醒我們，善意也可能被誤解為犯罪。報酬權的修正，更顯示立法者試圖在鼓勵善行與避免剝削之間，尋找新的平衡。

 

在「拾金不昧」的現代討論中，尤其是101年反而是限縮報酬額，常可聽見一種無奈的聲音：「不給好處，又可能惹上麻煩，倒不如不去撿，不見就算了。」這樣的心態，並非出於邪惡，而是源於對制度風險的理性計算。當善意可能換來懷疑、訴訟甚至刑責，當拾得遺失物不僅沒有保障，反而增加負擔，人們自然會選擇避開。善行一旦變成「高風險行為」，社會便會逐漸失去願意伸手的人。

 

兩千多年前，《呂氏春秋》早已洞見這個問題。書中記載，魯國有一條法律：若發現魯國人在外國被賣為奴隸，國人可出資為其贖身，返國後，得向國庫請領賞金，且金額必高於贖金。此法的用意極為清楚——讓善行不僅出於道德衝動，而能形成可持續的公共機制。

 

孔子弟子子貢，是富商又有愛心，屢次為被賣為奴隸的魯國人贖身，卻推辭不領賞金，認為這是分內之事。依一般直覺，這樣的行為理當被讚美，然而孔子卻嚴厲批評他：「你這樣做是錯誤的。你不領賞金，往後誰還願意為人贖身？你領取賞金，並不損害你的德行；你拒絕賞金，卻會使更多人失去行善的動力。」

 

孔子並非否定高尚情操，而是指出公共制度的殘酷現實：若行善只剩「純粹犧牲」，那麼能長期承擔者，必然只是極少數的聖人。社會不能建立在聖人的偶然出現，而必須建立在「多數普通人願意參與」的制度設計上。行善不是為了報償，但在公共事務中，善行若全無回饋，終將枯竭。沒有補給的善意，只會讓願意付出的人逐漸疲乏，最終退出。

 

與此相對的是子路救人溺水的故事。子路救起溺水者，對方牽了一頭牛前來答謝，子路欣然接受。孔子聽聞後非常高興，說：「魯國人以後看到有人溺水，一定會去救他了。」這裡的關鍵不在於牛的價值，而在於「回饋」本身。接受回饋，並未污染義行，反而讓善行成為可被模仿、可被期待的社會行為。

 

拾金不昧的法律制度，正是這種哲學的現代版本。民法設計拾得人報酬請求權，並非鼓勵逐利，而是承認：若沒有制度性的回饋，善行將無法形成穩定循環。修法將報酬由三成調降為一成，並排除弱勢受領人及特定情形，並非否定回饋，而是防止回饋異化為壓迫。其核心精神，仍在於維持「善的循環」——讓多數普通人願意撿起遺失物，而非選擇視而不見。

 

須知，事有因果。若社會只要求付出，卻不提供保護與回饋，善意終將被消耗殆盡。當「不撿最安全」成為共識，公共空間便會失去互信的基礎。真正的道德，不是高懸於雲端的口號，而是能在現實中運轉的制度。唯有讓善行既不必成為犧牲，也不致淪為勒索，才能使「拾金不昧」不只是美德的傳說，而是日常生活中，願意被實踐的選擇。

 

拾金不昧，仍是值得珍視的價值，但它不再只是「做好事會有好報」的單純敘事，而是一個必須透過制度設計加以承載的社會期待。當美德進入法律，便不再只是情感，而成為權利、義務與責任交錯的結構。理解這一點，才能在撿起他人遺失物的瞬間，既保有善意，也懂得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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