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行為請求權的時效從什麼時候開始計算？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依民法第197條採主觀二年、客觀十年之雙軌制度。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須為明知，並須同時認識損害、不法侵權行為及賠償義務人，非僅知損害或行為人即足。刑事起訴或判決非當然起算點，損害額未確定亦不影響起算，並須區分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行、不當得利之時效適用。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係我國民法在權利安定與被害人保護之間所作的重要制度平衡，其核心規範即為民法第197條，該條透過「主觀短期時效」與「客觀長期時效」之雙軌設計，一方面要求被害人於知悉侵權事實後即時行使權利，避免權利長期懸置影響交易安全，另一方面亦設置最長十年之除斥界線，以防止侵權事實因年代久遠而造成舉證困難與法律關係不安定。
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同條第2項則規定，自侵權行為發生時起，逾十年者，亦同。實務上最關鍵且最常被誤解者，正是「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意義與判斷標準，最高法院自早期判例即一再闡明，此處之「知」並非僅指抽象或推測上之知悉，而係指「明知」，亦即請求權人須同時具體、明確地知悉三項要素：其一，自己確已受有損害；其二，損害之內容與性質為何；其三，該損害係由何人之不法行為所致，亦即誰是賠償義務人。
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決即明確指出，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且如當事人間就知悉時間有所爭執，應由主張時效完成之賠償義務人，負舉證責任，顯示在時效抗辯之結構下，舉證責任係偏向保護被害人。進一步而言，實務並非僅要求被害人知道「有財產減少或權益受影響」即可，而是必須知道該他人行為在法律評價上屬於侵權行為，亦即具有不法性，否則尚不足以認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發生並得行使。
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34號判決即指出，所謂知有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若僅知受損害及行為人，而不知其行為之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效即無從進行，此一見解對實務影響極深，亦直接回應常見之錯誤觀念，即誤以為只要知道「東西不見了」、「錢少了」、「是某某人做的」，時效即已開始起算。
具體而言，以公司董事侵害公司利益之案例為例，董事A違反公司法、公司章程或董事會決議，私自出售公司土地或重大資產，形式上公司固然可能早已知悉土地已被移轉、資產已不復存在，甚至亦知行為人為董事A，但若當時尚未明確判斷或認知該行為屬於違反法令、章程或決議之不法行為，而仍處於內部調查、帳務釐清或法律評估階段，則尚難認公司已「明知」侵權行為成立，侵權行為請求權之短期二年時效亦尚未起算，實務上亦一貫否認以刑事起訴或判決作為當然起算點，
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738號判決即明白指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非以知悉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所構成之犯罪行為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為準，亦即刑事程序僅屬證據與判斷之輔助，並非民事時效起算之必要條件。再就「知有損害」之內容而言，實務亦明確指出，請求權人僅須知悉「受有何項損害」，並不以知悉損害之具體金額為必要，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652號判決即指出，對於損害額則無認識之必要，故縱使日後損害額變動或擴大，亦不影響消滅時效之進行，此一見解防止被害人以損害額尚未確定為由，無限期延後權利行使。
另一方面，民法第197條第2項所規定之十年期間，係所謂「客觀長期時效」，其起算點並非以知悉為要件，而係自侵權行為發生時起算，目的在於即使被害人長期處於不知情狀態，亦不得無限期保留請求權，以維護法律秩序與社會交易安全，實務上普遍認為，十年期間性質上具有除斥效果，一旦完成，即使被害人嗣後始知悉侵權行為，亦不得再行請求。
再進一步觀察實務判決可知，侵權行為短期時效之適用，必須以請求權性質屬於侵權行為為前提，若實質法律關係係屬債務不履行、不當得利或其他特別責任，則不適用民法第197條，而應回歸民法第125條之一般十五年時效。
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52號判決即清楚區分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行，指出債務遲延或給付不能所生之賠償請求權，係基於債之關係，非侵權行為，自無短期時效之適用；又如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44號、47年台上字第1107號判決，均指出在土地使用借貸、公同共有買賣等案件中，若請求基礎實質上係債務不履行，縱使形式上請求損害賠償，仍不適用侵權行為之二年短期時效。
至於請求權競合之情形，實務亦採彈性保護被害人之立場，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179號及56年台上字第3064號判決即肯認，若同一事實同時構成侵權行為與不當得利或其他請求權基礎，請求權人得擇一行使，縱使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仍不妨改以不當得利或契約關係為請求，只要其所適用之時效尚未完成，即仍得主張。
綜上可知，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之起算，並非單純以損害發生或行為發生為準，而係建立在「請求權是否已具備可行使性」之判斷上，須同時具備明確之損害認知、不法侵權之法律評價，以及賠償義務人之特定，始足以啟動民法第197條第1項所定之二年短期時效，而一切判斷，最終仍須回歸具體個案事實，由法院綜合審酌被害人知悉之程度、時間與情境加以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