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在契約法的世界裡，「有約定，就有義務」。當事人一旦締結契約，法律即在其間創設一組可被國家強制力保障的給付關係。買賣中，一方負交付標的物之義務，他方負給付價金之義務；僱傭中，一方提供勞務，他方給付報酬；承攬中，一方完成工作，他方給付報酬。這些「給付」可能是實體之物，也可能是行為或不作為，但其共同點在於：它們構成契約的核心內容。

 

當給付義務未被實現，傳統民法學即稱之為「債務不履行」。債務不履行並非單一樣態，而是包含三種基本類型：給付不能、給付遲延與不完全給付。給付遲延處理的是「還能給，只是晚了」；不完全給付處理的是「已給，但給得不好」；唯有給付不能，才是「根本無法給」。正因其徹底性，給付不能往往直接摧毀契約的交換基礎，使「收不到對價」成為不可逆的現實。

 

本文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正是：當契約成立後，卻因各種原因無法取得對價時，法律究竟如何回應？債權人能否解除契約？是否得請求損害賠償？對方是否仍可請求反給付？已付出的對價如何返還？這些問題的答案，取決於「給付不能」發生的時點，以及該不能究竟可否歸責於誰。

 

為使抽象法理具體化，以下將以一個最典型、也最貼近實務的場景為軸心：買受人向出賣人購買一棟房屋，雙方簽訂買賣契約，並約定五日後移轉交付房屋。若在交付前發生下列六種情況，致出賣人無法移轉交付房屋給買受人，買受人分別有何權利？

 

一、房屋根本不存在。

二、房屋存在，但不屬於出賣人。

三、房屋屬於出賣人，交付前因地震而毀壞。

四、房屋屬於出賣人，交付前因雙方疏忽而毀壞。

五、房屋屬於出賣人，交付前因買受人疏忽而毀壞。

六、房屋屬於出賣人，交付前因出賣人疏忽而毀壞。

 

這六種情境，正好涵蓋給付不能體系中的全部類型：自始不能與嗣後不能，自始客觀不能與自始主觀不能，以及嗣後不能中不可歸責於任何人、可歸責於雙方、可歸責於債權人、可歸責於債務人的四種樣態。透過這一組案例，可以完整呈現民法第246條、第229條、第225條、第226條在實務中的分工與效果。

 

首先，必須理解「給付不能」在時間上的基本區分。若標的在契約成立之前即已無法給付，稱為「自始不能」；若標的在契約成立之後才發生無法給付的情形，稱為「嗣後不能」。此一區分，決定了我們是要先問「契約本身是否存在」，還是先問「契約既已存在，責任如何配置」。

 

所謂自始不能，是指在契約成立時，給付即已不可能。自始不能又依其性質，區分為自始客觀不能與自始主觀不能。前者係指標的在客觀上任何人皆無法給付，例如標的物已不存在、法律永久禁止移轉；後者則係指標的在客觀上仍可給付，但該契約當事人無法給付，例如出賣他人之物。這一區分，直接連結到民法第246條與第229條的適用分野。

 

相對地，嗣後不能則是指契約成立後，給付才變得不可能。此時，契約本身已然存在，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契約」，而在於「誰應為不能負責」。因此，嗣後不能必須再依可歸責性，分別適用民法第225條與第226條，並進一步影響雙方是否仍負對待給付義務，以及債權人是否得請求損害賠償或解除契約。

 

第一種情況，是房屋在契約成立時即根本不存在。此時，買受人與出賣人雖然形式上締結了買賣契約，但其標的物於訂約時即已滅失，任何人皆不可能交付該房屋。這正是典型的「自始客觀不能」。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此一契約自始不生效力，法律上視為未曾存在。買受人因此不得再依契約請求出賣人交付房屋，出賣人亦不得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雙方間不生債之關係。

 

然而，契約無效並不意味著一切責任歸於虛無。民法第247條第1項進一步規定，若一方於訂約時知其不能或可得而知，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為有效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換言之，若出賣人在訂約時明知房屋早已不存在，或依一般注意即可得知，卻仍與買受人締約，使買受人基於信賴而支付訂金、支出仲介費、辦理貸款、放棄其他購屋機會，則出賣人須就買受人因信賴契約有效所受之損害負責。此一責任的性質並非契約責任，而是締約過程中違反誠信義務所生之「信賴利益賠償責任」。其賠償範圍僅限於消極利益，即使買受人因此錯失低價購屋的機會，也不得請求原本契約履行後本可取得的增值利益。

 

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101號判決即明確指出，契約因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而無效時，買受人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以因信賴契約有效所受之損害為限，亦即所謂消極契約利益，而不及於積極契約利益。此一見解，正好說明自始客觀不能之下，法律的回應並非完全放任，而是以信賴保護取代履行保護。

 

第二種情況，是房屋存在，但並不屬於出賣人。此時，於買受人、出賣人締約時，房屋在客觀上仍可交付，只是該交付行為並非由出賣人所能完成。換言之，該不能並非源自標的物本身的狀態，而是源自債務人個人的法律地位。這正是「自始主觀不能」的典型態樣。

 

在此情形下，契約並不因不能而無效。原因在於：房屋仍然存在，且其真正所有人仍可能為交付，該給付在客觀上並未失去實現可能性，僅是「這個債務人」無法履行。實務與學說一致認為，此種情形不屬民法第246條所稱之「不能之給付」，而應留在債務不履行體系內處理。買賣契約本身仍為有效，出賣人自始即處於給付不能狀態，構成可歸責於債務人的給付不能，應依民法第229條負責。

 

民法第229條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在此結構下，買受人得選擇解除契約，並請求出賣人賠償因不能履行所生之損害。此處的損害賠償，性質上屬於「履行利益」的補償，亦即使買受人回復至「若契約得以履行，本可處於之經濟地位」。例如，若房屋價格已上漲，買受人原可依低價取得房屋，出賣人即應賠償其價差；買受人為準備入住所支出的裝潢規劃費、搬遷安排費用，亦得列入損害範圍。

 

此一結構與第一種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第一種情況中，契約自始不存在，買受人僅得請求信賴利益；第二種情況中，契約自始存在，出賣人自始即違反其履行義務，買受人得請求履行利益。關鍵差異，正在於該不能究竟是「任何人皆無法完成」，抑或僅是「該債務人無法完成」。前者否定契約存在，後者僅否定債務人的履行能力。

 

這一區分，體現了我國債法對「效力否定」的節制態度。凡尚有實現可能者，法律寧願承認契約存在，交由債務不履行體系調整責任，而不輕易宣告無效。唯有在標的自一開始即喪失任何實現可能時，始動用第246條否定其效力。正是在這樣的體系設計下，「自始客觀不能屬第246條問題，而自始主觀不能屬第229條問題」成為我國實務的穩固通說。

 

第三種情況，是房屋原本屬於出賣人，契約成立後、尚未移轉交付前，因地震而毀壞。此時，房屋的滅失並非任何一方所能預見或避免，屬於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的事由。這正是典型的「嗣後不能，且不可歸責於任何一方」。

 

對此，民法第225條第1項規定：「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務人免給付義務。」因此，出賣人因地震致房屋滅失，已不必再交付房屋。然此並不表示買受人仍須履行其對待給付義務。民法第225條第2項進一步規定，債務人因前項給付不能之事由，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者，債權人得請求讓與其請求權，或交付其所受領之賠償物。配合民法第266條關於對待給付之消滅，雙務契約中，一方因不可歸責事由而不能給付時，他方亦免其對待給付義務。

 

因此，在本案例中，出賣人既不必再交付房屋，買受人亦不必再給付價金。若買受人已預先支付價金，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若出賣人因地震事故對保險公司或第三人享有賠償請求權，買受人得請求出賣人讓與該請求權或交付已受領之保險金。法律在此採取的是「風險對稱消滅」的處理方式：給付與對待給付同時歸於消滅，任何一方均不得單獨承擔全部損失。

 

第四種情況，是房屋屬於出賣人，交付前因買受人與出賣人雙方疏忽而毀壞。此時，給付不能雖發生於契約成立之後，但其原因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然而，本案例中，買受人自身亦有過失，因此出賣人雖原則上須負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仍得依民法第217條主張與有過失，請求法院斟酌減輕賠償金額。

 

在雙務契約結構下，出賣人雖因可歸責事由致不能交付房屋，仍得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但買受人亦得以出賣人之不履行為由，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兩造權利義務將透過解除後的回復原狀與損害賠償機制進行調整，而出賣人得主張買受人的過失作為賠償減輕的事由。此一結構展現出：嗣後不能在可歸責於雙方時，並非簡單地「誰都不用給」，而是透過責任分配與過失相抵，使損害在雙方間依其可歸責程度分擔。

 

第五種情況，是房屋屬於出賣人，交付前因買受人的疏忽而毀壞。此時，給付不能係可歸責於債權人本人。民法第225條第3項規定，給付不能可歸責於債權人者，債務人免給付義務，且仍得請求對待給付。亦即，出賣人不必再交付房屋，但仍得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其理由在於：給付不能係由買受人自己造成，法律不允許其藉由自身過失逃避對待給付義務。

 

然而，出賣人因房屋滅失而節省的移轉費用、交屋準備成本等，仍應自買受人應付價金中扣除，避免出賣人因不能履行反而獲得不當利益。此一處理方式，體現了「風險歸責原則」：既然不能係由債權人造成，其應承擔契約目的落空的後果。

 

第六種情況，是房屋屬於出賣人，交付前因出賣人的疏忽而毀壞。此時，給付不能發生於契約成立之後，且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這是最典型的「嗣後不能且可歸責於債務人」。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買受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依第226條第2項，買受人並得解除契約。解除後，雙方回復原狀，買受人得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價金，並得請求賠償因不能履行所生之履行利益損害，例如房價上漲所失利益、另行購屋所增加之成本等。

 

此外，若出賣人因事故對第三人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受領保險金，買受人亦得依民法第225條第2項之準用，請求讓與該請求權或交付其所受領之賠償物。此一制度設計，使債權人得以在不能履行時，取代債務人行使其替代性利益，避免損害集中於一方。

 

綜合上述六種情境，可以清楚看出給付不能體系的運作邏輯：

在自始不能時，先問該不能是否為客觀不能。若為自始客觀不能，契約無效，僅生信賴利益賠償；若為自始主觀不能，契約仍有效，債務人自始即構成給付不能，依第229條負履行利益賠償責任。

 

在嗣後不能時，契約既已存在，則不再討論效力問題，而改問「不能可歸責於誰」。不可歸責於任何人時，雙方給付義務同時消滅；可歸責於債權人時，債務人免給付而仍得請求對待給付；可歸責於債務人時，債權人得解除並請求履行利益損害賠償；可歸責於雙方時，則透過解除、賠償與過失相抵，進行責任分配。

 

由此可見，「契約成立後卻收不到對價」並非單一問題，而是一整套以時間與歸責性為軸心的法體系。給付不能不是單純的「無法履行」，而是一張分流圖：它引導我們依發生時點與責任歸屬，走向無效、解除、返還、信賴利益賠償、履行利益賠償或代位取得賠償權利等不同法律後果。正是在這張地圖之中，交易風險得以被理性配置，契約法亦由形式交換的工具，轉化為現代社會中調節不確定性的核心制度。

 

實務上，造成給付不能的原因，當然不限於前述六種典型事由。現實交易世界中，使標的物無法給付或無法移轉的風險來源極為多元，除自然災害如地震、火災、洪水、土石流等不可抗力事件外，尚包括各類公權力介入所形成的法律障礙，例如政府公告徵收、劃設禁建區、發布停止移轉命令、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實施都市計畫、依特別法限制買賣或移轉、凍結登記、列為文化資產或保護標的等。這些原因雖然性質各異，但在民法體系中的評價，仍然必須回歸「發生時點」與「可歸責性」兩大軸線，分別納入自始不能或嗣後不能的架構加以處理。

 

例如，於訂約時，標的土地已依法列為不得移轉之管制標的，而當事人並未以將來解除管制為前提締約者，該不能即具有「永久性」與「客觀性」，應評價為自始客觀不能，契約依民法第246條自始無效。最高法院歷年關於農地移轉、自耕能力限制、禁止分割或共有等裁判，即屬此類。此時，契約不生效力，但若一方於締約時已知或可得而知該法律障礙，仍須依民法第247條對善意相對人負信賴利益賠償責任。

 

反之，若於訂約時尚無任何法律禁止，僅於契約成立後，始因政府新發布命令、公告停止移轉、臨時徵收、緊急管制而致標的物無法交付或移轉，則該不能屬於「嗣後不能」。此時，契約本身仍然存在，問題不在於效力，而在於風險應由誰承擔。若該法律障礙不可歸責於任何一方，例如突如其來的政策變更、緊急防災命令、戰時管制等，則屬民法第225條第1項所稱不可歸責之給付不能，債務人免給付義務，債權人亦免對待給付義務，雙方回復原狀，並依第225條第2項處理替代性利益。若該法律障礙之發生可歸責於債務人，例如債務人因違規使用、違法建築而遭主管機關命令禁止移轉或拆除，則屬民法第226條所稱可歸責於債務人之嗣後不能，債權人得解除契約並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

 

同樣的結構亦適用於天災以外的其他事實原因。火災焚毀標的物、重大事故導致標的滅失、第三人侵害造成無法交付，其評價關鍵並不在於「原因是什麼」，而在於「原因何時發生」以及「該原因是否可歸責於何人」。只要掌握這兩個核心問題，所有表面上千變萬化的給付不能類型，皆可被納入同一套民法體系中加以定位。

 

也正因如此，「給付不能」並非僅是課堂上的抽象分類，而是一張高度實務化的風險分配地圖。它要求法律人於面對「契約成立後卻收不到對價」的個案時，不是直覺性地判斷「誰倒楣」，而是依序檢視：該不能是在何時發生？在契約成立前，還是成立後？該不能是任何人皆無法排除，還是僅此一方無法完成？該不能是否可歸責於債務人、債權人，或不可歸責於任何一方？唯有在此一體系化分析之後，方能正確決定契約是無效、得解除、仍須履行、應返還，抑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進一步區分是信賴利益，還是履行利益。

 

從這個角度看，給付不能制度真正的功能，不在於告訴我們「不能了怎麼辦」，而在於提供一套精細的風險歸責邏輯，使契約在面對不可預測的世界時，仍能維持可預期的法律秩序。正是在這套邏輯之下，契約法得以在天災、人禍、政策變動與市場波動之間，持續發揮其調節交易風險、維繫信賴關係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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