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因管理的制度本質：善意介入與風險邊界的平衡

 

民法設計無因管理制度，並非鼓勵任何人隨意介入他人事務，而是針對「未受委任、並無義務」卻因緊急或必要情況而出手處理他人事務之行為，賦予一套風險調整機制，使管理人不致因善意行為而承擔不合理的法律後果，同時亦確保本人利益不被犧牲。民法第172條明確揭示其核心原則：「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此條文實際上設立了三道門檻：其一，行為人必須確實是在「未受委任、並無義務」的狀態下介入；其二，管理行為須符合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其三，管理方式必須以「有利於本人」為導向，若欠缺其中任何一環，即可能脫離「適法無因管理」的保護範圍。

 

無因管理並非免責護身符，更不是「我替你做事，你就得付錢」的萬用鑰匙，其制度目的，在於在「未經同意介入他人權域」這種本質上具有侵權色彩的行為中，創設一個例外，使其在符合特定條件時，阻卻違法並賦予管理人請求權基礎，正因為無因管理本質上仍是一種對他人權利之侵入，故其合法性必須建立在嚴格條件之上，否則，將動搖財產權與意思自治的根本結構。

 

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28號判決即清楚指出：「無因管理成立後，管理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本人之權利者，侵權行為仍可成立，非謂成立無因管理後，即可排斥侵權行為之成立。」此一見解直接揭示，無因管理並非天然排除侵權責任，其僅在符合適法要件時，始能阻卻違法，若管理方式本身已侵害本人權利，或偏離本人利益，即便名義上係「管理他人事務」，仍可能同時構成侵權行為，這也說明了為何法律必須進一步區分「適法管理」與「不法管理」，並於民法第176條與第177條中，建構不同的法律效果。

 

二、適法管理與不法管理的分野——從第176條到第177條的體系差異

 

民法第176條係無因管理制度中「正向保護」的核心條文，其規範前提在於管理行為「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只要符合此一要件，管理人即得請求本人償還其為管理事務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清償其因管理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此種設計，目的在於避免善意介入者因替他人處理事務而蒙受不合理損失，亦藉此鼓勵社會互助。然而，第176條所保障者，始終是「為本人利益而管理」的行為，若管理行為本身即偏離本人利益，或違反本人可得推知之意思，即喪失此一完整保護。

 

正因如此，民法另於第177條設置「不合於前條規定」之情形，其立法精神並非否定本人因管理而獲得之利益，而是重新調整風險分配，條文規定：「管理事務不合於前條之規定時，本人仍得享有因管理所得之利益，而本人所負前條第一項對於管理人之義務，以其所得之利益為限。」此一設計的關鍵，在於「本人得利不吐出，管理人不得全面求償」，本人不因管理行為不適法而喪失既得利益，但其對管理人之給付義務，僅限於「本人實際獲得之利益」，不再承擔超過利益範圍之外的風險。

 

更進一步，第177條第二項特別針對「管理人明知為他人之事務，而為自己之利益管理之者」準用前項規定，明確將「為自己利益而介入他人事務」定性為不法管理，此種情形下，管理人無從主張完整的無因管理請求權，其地位更接近於侵權或不當得利行為人，僅能在本人確實受益之範圍內，獲得有限調整。換言之，法律在此作出價值判斷：既然管理人係以自己利益為出發點侵入他人權域，即不應享有完整的制度保護，但為避免本人坐享其利而完全不付代價，仍允許在「利益範圍內」進行清算，此種設計兼顧了權利保護與衡平理念。

 

此一結構亦說明，無因管理制度並非單純的「補償善意行為」，而是一套以本人意思與利益為中心的風險調節機制，凡偏離此一核心者，皆將滑入第177條所構成的「不法管理」領域，管理人之地位將由「被保護者」轉變為「須自負風險者」，僅能在本人實際獲益的邊界內，獲得最低限度的回收。

 

三、民宿調價案的法律評析——不法管理與侵益型不當得利的交錯

 

表面上似乎是「替人經營」且未減損本人原有利益，因而容易產生「既未使業者受損，是否無法律責任」的直覺，但若回歸民法體系，即可發現此一行為實已越過適法無因管理之界線。首先，無權者未受業者委任，亦無義務介入民宿營運，其行為固可能具有「避免營運中斷」之外觀，但其核心動機卻在於「自行保留調價所生之邊際利益」，此即屬於民法第177條第二項所稱「明知為他人之事務，而為自己之利益管理之」情形，構成不法管理。

 

進一步從不當得利法理觀察，無權者之行為同時符合「侵益型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其一，侵害權利：業者對民宿或土地之營運及收益具有排他支配權，無權者未經同意而介入營業並處分價格，已侵害業者對其財產之使用與收益權。其二，受有利益：無權者取得調價後所生之額外收入。其三，損益間具因果關係：正因無權者代為經營並調高房價，始取得該差額。其四，欠缺法律上原因：無權者之得利係基於無因管理而來，但無因管理一經本人承認，依民法第178條溯及適用委任規定，而受任人依民法第541條，因處理事務所收取之金錢，應交付本人，故無因管理並非無權者得以保留價金之法律上原因。換言之，即便業者事後承認無權者之管理行為，無權者亦僅得請求必要費用或損害補償，而不得將營業收入據為己有。

 

因此，業者至少得基於兩條路徑向無權者主張權利：其一，依民法第172條、第178條及第541條，請求無權者交付其代收之價金；其二，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無權者侵益所生之利益。至於無權者若主張民法第175條「為避免本人急迫危險而管理者，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亦難成立，因無權者並非因緊急危難而被迫介入，且其行為本身並未對業者造成損害賠償責任問題，而係「利益歸屬」之爭，與第175條減責機制無涉。

 

此一案例清楚揭示，不法管理並非「本人未受損就無責」，法律所關注者，並非僅是結果是否減損，而是「誰有權決定其財產如何被使用與收益」，無權者即便未降低業者原本可得之收入，仍然侵奪了業者對價格形成與營運策略的決定權，此一權利侵害本身，即足以構成不當得利與不法管理之基礎，亦說明無因管理制度之核心價值，始終圍繞「本人意思」而非單純「經濟增減」。

 

四、竊賊修車案的延伸思考——不法管理與侵權、不當得利的並存

 

「腳踏車被竊，竊賊將車修得煥然一新，失主是否須支付維修費？」此一問題之所以令人困惑，正因其同時觸及刑事不法、民事侵權、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四重層次。若僅從直覺出發，容易產生「他把我的車修好，我是不是欠他錢？」的矛盾感受，但若回到民法體系，則可清楚辨識其法律定位。

 

首先，竊賊以意圖不法所有而竊取腳踏車，已構成刑法第320條之竊盜罪，其行為本質係以自己利益為目的侵害他人財產權，顯非為本人利益而介入事務，縱使後續對車輛進行維修，亦僅係為維持、提高其非法占有物之價值，仍屬「為自己之利益管理他人事務」，符合民法第177條第二項所稱不法管理之典型。準此，竊賊不得主張完整之無因管理請求權，不能依第176條要求失主償還全部費用或賠償其損失，其地位更接近於侵權行為人。

 

然而，民法第177條仍保留一項衡平機制：「本人仍得享有因管理所得之利益，而本人所負對管理人之義務，以其所得之利益為限。」此即表示，失主既因維修而受有車輛價值提升之利益，理論上不得完全坐享其利而不付任何代價，於「利益範圍內」仍須進行調整，竊賊得於該範圍內主張返還。然此一請求權，並非基於無因管理之完整保護，而是立基於不當得利衡平原則，其金額上限，亦以失主實際受益為界。

 

但問題尚未結束，因竊賊同時對失主成立侵權行為責任。失主得依民法第184條請求損害賠償，其損害包括占有被侵奪期間無法使用車輛所生之替代交通費用、精神損害，甚至車輛被竊本身之價值減損；另亦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返還竊賊占有、使用車輛所生之利益。當竊賊所主張之「維修費返還」與失主得主張之「侵權賠償、不當得利返還」相互抵銷後，實務上往往呈現「竊賊得不償失」之結果，這並非法律矛盾，而是制度刻意安排：法律既不允許不法行為人藉不法行為獲利，也避免本人完全不付代價地吸收他人投入之價值，最終透過請求權交錯，回復實質衡平。

 

此一案例亦再次印證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28號判決所揭示之原則：無因管理之成立，並不排除侵權行為之成立，管理人若本身即係侵權行為人，其法律責任體系仍須回到侵權與不當得利加以調整，無因管理僅在「善意且為本人利益」之範圍內，始具阻卻違法與補償功能。

 

綜合言之，不適法之無因管理行為，並非落入「法律空白地帶」，而是由民法第177條所建構之特殊風險分配機制承接，其核心精神在於：本人得保有其因管理而生之利益，但不負超過利益範圍之外的風險；管理人則因偏離本人利益或意思，而喪失完整保護，僅能在衡平原則下回收最低限度之投入，並仍須就其侵權行為負責。此一體系，使無因管理不致淪為侵權行為人的避風港，同時亦避免本人因他人不適法介入而獲取不勞而獲之不當利益，正體現民法在自由、秩序與衡平三者之間所追求的精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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