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緣起與體系定位：無因管理在私法秩序中的角色

 

民法第172條以下所建構之「無因管理」制度，係立法者在「不得干涉他人事務」的私法原則與「鼓勵互助」的倫理期待之間所作出的折衷設計，其本質乃在於允許人民於未受委任、亦無法律上義務之情形下，基於為他人處理事務之意思而介入他人事務，並在一定要件下賦予管理人請求權，以避免「好心辦事反而自負風險」所造成的寒蟬效應。民法第172條明確指出，未受委任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揭示出無因管理成立的兩大核心：其一，管理人主觀上須有「為他人管理事務」之意思；其二，客觀上其管理行為須合於本人之意思並具有「利於本人」之性質。依體系觀之，若管理行為同時具備「利於本人」與「不違反本人意思」兩要件，即屬適法無因管理，管理人得依第176條第1項請求本人償還費用、清償債務或賠償其損害；反之，若欠缺其一，即原則上落入不適法無因管理之範疇，而其法律效果則由第174條、第175條及第177條所形塑。正是在此分野之下，「違反本人意思的無因管理」成為最具爭議、亦最能反映價值衡量張力的核心問題，因為它直接挑戰了「私法自治」與「互助倫理」的邊界。

 

二、民法第174條：違反本人意思之原則責任

 

民法第174條第1項規定：「管理人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而為事務之管理者，對於因其管理所生之損害，雖無過失，亦應負賠償之責。」此一規定，表面上看似嚴苛，實則反映立法者對於「好心辦壞事」的制度性警惕。私法秩序以意思自治為基石，他人事務原則上僅得由本人自行處理或經其授權後處理，若管理人明知或可得知本人不欲其介入，仍逕自為之，即構成對本人自治領域的侵入，故即使管理人主觀上無過失，法律仍以「無過失責任」的方式課以損害賠償義務，藉以維護本人對其事務的最終支配權。換言之，第174條所處理者，並非單純的過失歸責問題，而是價值層次上對「違反本人意志」本身所作的否定評價，其核心精神在於：善意不足以正當化對他人意思的忽視。然立法者並未採取絕對化立場，第174條第2項旋即設下重要例外，明定前項規定「如其管理係為本人盡公益上之義務，或為其履行法定扶養義務，或本人之意思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不適用之」，此即顯示，當本人之意思本身違背更高位階的價值，如公共利益、法定扶養義務或公序良俗時，法律寧願犧牲其意思自治，而轉向肯認管理行為的正當性，體現出私法體系中價值階層的排序。

 

三、民法第175條：急迫危險下的責任緩和

 

若說第174條係以「違反本人意思」為核心，建構出一套嚴格的責任機制，第175條則進一步處理「急迫危險」此一特殊場景，規定：「管理人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而為事務之管理者，對於因其管理所生之損害，除有惡意或重大過失者外，不負賠償之責。」此條文實質上構成對第174條的修正與補充，其背後的價值判斷在於：當本人面臨急迫危險時，若仍要求第三人必須先確認本人意思，始得介入，顯然不切實際，亦有悖於社會對即時救助的期待，因此法律在此情境中降低管理人的責任標準，僅於其具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始負賠償責任。換言之，第175條並非將此類行為轉化為「適法無因管理」，而僅是在「不適法」的框架內，對管理人之責任予以實質緩和，使其不因輕微疏失而承擔過重風險，藉以維持社會互助的最低誘因。此一設計顯示，立法者並未在「意思自治」與「救助倫理」之間採取全有或全無的二元立場，而是透過責任層級的調整，形塑出漸層式的衡平結構。

 

四、民法第176條與第177條：適法與不適法之分水嶺

 

民法第176條所揭示者，乃是適法無因管理的核心法律效果，其第1項明定：「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此條所體現者，係對「合意且有利」之管理行為給予完全的制度性肯認，使管理人不僅免於責任，反而取得完整的請求權基礎。第2項則將第174條第2項所列舉之特殊情形，強制納入適法無因管理之範疇，亦即縱使違反本人意思，只要係為本人盡公益義務、履行法定扶養義務，或本人之意思本身違反公序良俗，仍賦予管理人與適法無因管理相同之權利。此一規範顯示，法律對「本人意思」並非無條件尊重，而係在價值衝突時，容許更高位階之公共利益或倫理要求優先。

 

相對於第176條，第177條則處理「不適法無因管理」之後果，其第1項規定：「管理事務不合於前條之規定時，本人仍得享有因管理所得之利益，而本人所負前條第一項對於管理人之義務，以其所得之利益為限。」此即所謂「利益限度責任原則」，亦即本人固然不必承擔全面費用或損害賠償義務，但若因管理行為而實際取得利益，仍不得無償保有，必須在其所得利益範圍內對管理人為給付。第2項更將此一規則擴張適用於「管理人明知為他人之事務，而為自己之利益管理之者」，即學理上所稱之「不真正無因管理」或「不法管理」。此一設計，正體現出私法秩序中「不得損人利己」的衡平理念：即使管理人動機不純，其行為仍可能客觀上為本人帶來利益，法律既不允許管理人因此獲取超出其正當範圍的利益，亦不容本人坐享其成而拒絕任何回饋，故以「利益限度」作為雙方權利義務的最終界線。

 

五、不真正無因管理：為自己而管理他人事務

 

所謂不真正無因管理，係指管理人雖未受委任、亦無法律上義務而介入他人事務，客觀上符合無因管理之外觀要件，但主觀上並非基於「為他人管理」之意思，而係以自己利益為目的。典型例子如竊賊竊取他人腳踏車後加以整修，或明知為他人事務，卻藉管理之名行牟利之實。此類情形下，管理行為並不具備無因管理所要求之「利他性」，故不構成適法無因管理，管理人不得主張第176條之請求權。然而，民法第177條第2項仍準用利益限度原則，使本人對於因管理所生之客觀利益，負有返還義務。其立法用意並非肯認管理人之行為正當性，而係避免本人因他人不法或不當行為而獲取無因利益，從而維持財產秩序之均衡。

 

以竊賊整修腳踏車之例而言，竊賊本身已構成刑法上竊盜罪，其行為顯然非為本人利益而為，屬不真正無因管理。竊賊不得基於第176條請求全額費用，然依第177條，失主若因修繕而實際取得價值提升之利益，仍須在該利益範圍內為返還。然此一返還關係，必須與失主對竊賊所享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相互抵銷衡量，實務上往往形成「竊賊得不償失」的結果，從而避免法律制度被解讀為對不法行為之獎勵。

 

六、最高法院見解：利於本人之判斷基準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36號判決，對於「利於本人」之判斷時點與標準，提出具體而深刻的詮釋。該判決指出，現代法制創設無因管理制度，目的在於鼓勵互助、導正社會冷漠，故凡管理人管理事務時，斟酌本人、管理人及事務之種類、性質等一切情狀，客觀上足以認定係有利於本人者，即符合民法第176條第1項所稱之「利於本人」，至於結果是否確實有利，尚非所問，以免管理人之權利取決於管理結果之成敗，使無因管理制度染上射倖色彩。此一見解，實質採取「行為當下客觀判斷說」，而非事後結果論，避免將風險完全轉嫁於管理人身上，亦使制度更能發揮鼓勵互助之功能。

 

然而，該判決同時強調，管理人仍須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若因管理不當造成本人損害，仍不能免責。亦即，適法無因管理並非管理人之「免責通行證」，而是在肯認其介入正當性的同時，要求其遵守一定的專業與注意標準。此一雙重結構，正是無因管理制度能在道德鼓勵與法律風險之間取得平衡的關鍵。

 

七、違反本人意思的最終界線

 

綜合民法第174條至第178條之體系可知，「違反本人意思的無因管理」並非單一概念，而是涵蓋數種不同價值層次之類型：其一，單純違反本人意思而無急迫性者，原則上須負無過失責任；其二，為免除生命、身體或財產急迫危險而介入者，責任顯著緩和；其三，雖違反本人意思，然係為公益、法定扶養或糾正本人不當意思者，則轉化為適法無因管理；其四，明知為他人事務而為自己利益管理者，屬不真正無因管理，僅適用利益限度原則。此一多層次結構，顯示法律並未以抽象善惡作為唯一標準，而是透過對「意思」、「利益」、「急迫性」與「動機」的交叉衡量，細緻地劃分介入他人事務的正當性邊界。

 

無因管理制度的核心精神，並非單純鼓勵見義勇為，而是在尊重私法自治的前提下，為不可避免的善意介入提供一條風險可控的制度通道。違反本人意思的管理行為，之所以受到嚴格對待，正是因為它直接觸及私法秩序最根本的價值──個人對其事務的自主決定權。唯有在公益、急迫或更高倫理價值介入時，法律才願意讓步。此一界線的存在，使無因管理既不淪為「好管閒事」的護身符，亦不因過度嚴苛而扼殺人際互助的可能，從而在道德與法律之間，維持一條精細而動態的平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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