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損益相抵在損害賠償體系中的定位

 

損害賠償制度的核心目的，在於排除損害，使被害人回復至損害發生前之同一狀態，而非使其因事故而獲取額外利益。民法第216-1條明文規定：「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此一規定，正是損害填補原則在具體法條層次的展現，其規範精神並非偏袒加害人，而是在避免賠償制度轉化為被害人不當得利的工具。損益相抵並非對被害人權利的限制，而是確保賠償額度精準對應實際損害，使賠償回歸「填補」而非「獲利」的本質。

 

在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所生的損害賠償關係中，被害人往往同時面臨損失與某種程度的利益，例如營業中斷期間節省之成本、因事故而免除的支出、或因事件發生而取得的替代性財產。若對此等利益視而不見，單純依表面損害額度計算賠償，將導致被害人實際上處於較事故發生前更為有利的狀態，違反損害賠償制度之本旨。正因如此，立法者以「同一原因事實」作為損益相抵的界線，要求損害與利益必須源自同一事故或同一法律事實，始得相互抵銷，藉以維持損害填補原則與公平衡平之平衡。

 

最高法院早於實務中即指出，損益相抵係損害賠償法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其功能在於調整損害計算的實質面，使賠償結果符合經濟現實與法秩序的公平要求。依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70號判決意旨，損益相抵係指債權人基於與受損害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倘非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利益，自無該規定之適用。此一見解清楚揭示，損益相抵的適用範圍，並非以「是否有利益」為唯一標準，而必須回歸「原因事實是否同一」的體系判斷。

 

在此架構下，損益相抵既非概括性的減免賠償工具，也不是加害人得以主張的當然抗辯，而是需由法院依個案具體審酌損害與利益之來源、性質及其間因果關係後，始能決定是否適用。此種設計，使損害賠償制度在兼顧被害人救濟與防止不當得利之間，得以維持必要的張力與平衡。。

 

二、「同一原因事實」的核心意義與判斷基準

 

民法第216-1條所稱「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乃損益相抵制度之靈魂所在。所謂原因事實，並非僅指抽象的法律關係，而係指具體引發損害之事故或事實過程，例如交通事故、侵權行為、違約行為、標的物滅失等。唯有被害人所受之利益，與其所受之損害，同時根源於該同一事故或同一違法行為，方得進入損益相抵的評價範圍。若利益係源自另一獨立的法律關係或契約基礎，即便在時間上與損害相近，仍不得任意扣除，否則將破壞權利體系之獨立性，並使加害人不當受益。

 

實務上常見之典型例子為營業損失案件，例如計程車遭竊，車主固可請求營業中斷期間之損失，但於該期間內，車輛未實際營運，亦節省油料、維修、人力等必要支出，該節省部分即屬「基於同一原因事實」所生之利益，理應自營業損失中扣除。此一情形下，損害與利益均直接源自「車輛遭竊」之事故，兩者具備同一因果來源，故適用損益相抵，並無疑義。

 

相對而言，若被害人因事故發生而向第三人取得某種給付，該給付係基於另一獨立契約或法律關係所生，例如基於保險契約請領之保險金、基於社會保險制度取得之給付、或基於贈與契約所受之補助，則其原因事實並非侵權行為本身，而係源自當事人先前另行建立之法律關係。此時，縱然在時間上係因事故而啟動給付，於法理上仍屬不同原因事實，原則上不得列入損益相抵之範圍。

 

保險制度旨在保護被保險人，非為減輕損害事故加害人之責任，保險給付請求權之發生，係以支付保險費之保險契約為基礎，與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非出於同一原因。後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不因受領前者之保險給付而喪失，兩者除有保險法第53條關於代位行使之關係外，並不生損益相抵問題。此一見解奠定我國實務對「保險金不扣」的基本立場，並成為後續裁判一再援引之基石。

 

按保險制度，旨在保護被保險人，非為減輕損害事故加害人之責任。保險給付請求權之發生，係以定有支付保險費之保險契約為基礎，與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非出於同一原因。後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殊不因受領前者之保險給付而喪失，兩者除有保險法第五十三條關於代位行使之關係外，並不生損益相抵問題。（最高法院68台上字第42號判例參照）。

 

換言之，「同一原因事實」的判斷，必須回歸利益之法源與其存在基礎。若利益係因被害人自身先前投入對價或承擔風險所換取，例如保費、勞務、投資或其他契約義務，其取得並非加害行為之自然結果，而係被害人風險管理與私法自治的成果，則不應讓加害人藉由損益相抵而間接分享該成果。否則，等同於將被害人預先支付之保費，轉化為替加害人分攤責任的工具，顯然違背保險制度與侵權法制之目的分工。

 

三、保險給付與損益相抵的體系關係

 

保險給付是否應列入損益相抵，乃實務最常見且最具爭議的問題。其關鍵並不在於保險金是否與事故有關，而在於該給付之法律原因是否與侵權行為屬於同一層次。保險給付的法源，係保險契約與保費對價關係，其本質係風險分散與經濟保障機制。被保險人平日支付保費，即係預先為可能發生之風險作出經濟準備，事故發生後，保險人依契約履行給付義務，並非加害行為直接創設之法律效果。

 

若將保險給付納入損益相抵，等同於承認加害人得因被害人事前投保而減輕其侵權責任，將保險制度由「保障被害人」扭曲為「保護加害人」，不僅違反當事人締約之原意，亦動搖侵權法上「行為人自負其行為後果」之責任原則。正因如此，我國實務長期維持「保險金不扣」之立場，僅透過保險法第53條之代位制度，使保險人在給付後得向加害人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以調整最終經濟負擔，確保責任仍回歸加害人本身。

 

此一體系設計，展現出侵權法與保險法之分工：侵權法確立加害人對被害人負有完全賠償責任，保險法則透過風險移轉機制，使被害人得迅速獲得補償，同時再由保險人向加害人追償。若誤將保險給付視為「同一原因事實」所生之利益而予以扣除，將破壞此一制度架構，使被害人投保之行為反而成為其請求權縮減之原因，顯然不合公平。

 

債權人倘非基於與受損害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利益，自無民法第216-1條之適用。保險給付正屬於此種「非同一原因事實」之利益，其取得基礎在於保險契約，而非侵權行為本身。是以，在車禍、人身傷害、財產毀損等案件中，被害人所領取之商業保險金、醫療保險給付或其他類型之保險補償，原則上不應列入損益相抵計算，侵權行為人仍須負擔全額賠償責任。

 

損益相抵，係指損害賠償之債權人基於與受損害之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而言，此觀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一規定自明。債權人倘非基於與受損害同一原因事實並受有利益，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台上字第470號判決參照）

 

四、可扣除之「利益」類型與實務界線

 

在損益相抵制度下，並非凡屬「利益」即一概扣除，實務必須嚴格檢驗其是否真正符合「基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要件。可扣除之利益，通常具備下列特徵：其一，利益係直接由侵權或違約行為所引發；其二，該利益之發生，並非基於被害人事前另行建立之獨立法律關係；其三，若不扣除，將使被害人超越「回復原狀」而產生不當得利。

 

典型可扣除之情形，例如營業中斷期間節省之成本、因事故發生而免除之支出、因標的物滅失而不再負擔之維修或管理費用，皆屬於直接源自同一事故之經濟效果。此類利益之存在，係損害發生之反面結果，若不加以扣除，將使被害人於損害填補之外，額外取得經濟優勢，違反損害賠償之填補性原則。

 

反之，屬於不可扣除之利益者，則包括保險給付、社會福利給付、第三人之贈與或補助、以及被害人基於自身投資、契約或風險管理所取得之收益。此類利益之法源，並非侵權行為或違約行為本身，而係另有獨立之法律基礎，縱然其發生係因事故而啟動，仍不構成民法第216-1條所稱之「同一原因事實」。

 

實務上尤須注意的是，部分案件中，被害人因事故而得以免除原本應負擔之契約義務，例如租賃物滅失後免付租金、工作物毀損後不再支付後續價款，此類「義務消滅」所形成之經濟利益，往往被認為與事故本身具有直接因果關係，屬可扣除之範圍。其理由在於，該利益之取得，並非來自被害人另行投入資源，而係事故直接改變原有給付結構之結果，若仍全額請求損害賠償，將造成被害人同時免除原負擔，又取得賠償金之雙重利益。

 

因此，損益相抵的判斷，不能僅以「是否因事故而發生」為準，而必須回溯該利益之法源基礎，檢驗其是否真正與損害同根同源。此一方法論，正是最高法院歷來判決所反覆強調之核心精神。

 

五、損害填補原則與不當得利禁止的交會點

 

民法第216-1條之立法目的，在於確保損害賠償制度回歸其本質，即回復被害人於損害發生前之經濟狀態，而非藉由事故創造額外財富。損害賠償並非懲罰制度，其功能在於填補，而非獎勵。若不設損益相抵機制，被害人可能因事故同時取得賠償金與額外經濟利益，形成「因禍得福」之狀態，破壞私法秩序之衡平。

 

然而，損益相抵亦不得過度擴張，否則將反向侵蝕被害人之權利，甚至使加害人得以搭便車，分享被害人事前風險管理或私法自治之成果。故立法者以「同一原因事實」作為界線，正是為在「防止不當得利」與「維護被害人權利完整性」之間取得平衡。

 

從體系上觀察，損益相抵位於侵權法與不當得利法理之交會點。其一方面承認，被害人不得因損害事件而取得超出原狀之利益；另一方面亦承認，被害人基於獨立法律關係所取得之利益，不應因侵權行為而被剝奪。此種雙重指向，使損益相抵成為侵權法中最具精緻度的調整工具之一。

 

損益相抵係損害賠償之一大法則，其目的不在減輕加害人責任，而在防止被害人不當得利。換言之，其視角始終以被害人之經濟狀態為中心，而非以加害人之負擔能力為出發點。唯有在「利益與損害同源」之情形下，方得調整賠償範圍，否則即應維持侵權責任之完整性。

 

六、損益相抵在侵權與債務不履行中的適用差異

 

損益相抵不僅適用於侵權行為，在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賠償中，同樣具有重要功能。然而，兩者在適用上仍存在結構性差異。侵權行為多為突發事故，被害人與加害人間原無契約關係，其損害與利益之發生，往往較為單純，較易以「同一事故」作為判斷基準。債務不履行則發生於既有契約關係之中，雙方原本即負有相互給付義務，損害與利益往往交織於契約結構之內。

 

例如，買賣標的物遲延交付，買受人得請求遲延損害，但若因遲延而免除倉儲費、運輸費或保管費，該節省之費用，通常被認為與遲延同源，屬可扣除之利益。反之，若買受人因遲延轉而另行投資而獲利，該獲利係基於其自行決策與市場變動，並非遲延本身直接產生，即難認為與損害同一原因，原則上不列入扣除。

 

債務不履行領域中的損益相抵，尤其需避免侵蝕契約風險分配之原貌。契約本質上即為當事人對未來利益與風險之事前配置，若法院過度將各種「結果上因事件而發生之利益」納入扣除範圍，將可能破壞當事人原先透過契約所設計之經濟平衡。

 

因此，實務在契約案件中，往往更加嚴格地要求「同一原因事實」的直接性與必然性，僅限於事故本身必然帶來之經濟效果，方予以扣除。凡屬被害人另行努力、另行投資或另行承擔風險所產生之利益，原則上均不納入損益相抵之範圍。

 

八、結語：損益相抵作為精緻化的衡平工具

 

民法第216-1條所揭示之損益相抵原則，並非單純的數學扣減公式，而是一套精緻的衡平機制。其核心不在於「減少加害人負擔」，而在於「避免被害人超額受償」。其適用關鍵，亦不在於利益是否因事故而發生，而在於該利益是否與損害「同源」。

 

透過「同一原因事實」此一界線，法律同時維護兩項價值：一方面，確保損害賠償回歸填補原狀之本質，防止因事故而產生不當得利；另一方面，尊重被害人基於私法自治所建立之風險管理與契約安排，避免加害人不當搭便車。

 

正因如此，損益相抵在本質上其實就是一個「計算問題」，但這個計算並非單純的加減，而是建立在法律評價基礎上的計算。在同一損害事件中，不能只看被害人「失去什麼」，也必須同時檢視被害人「因此節省什麼」。損害賠償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回復到事故發生前的財產狀態，而非讓被害人因事故而變得「更好」。如果僅計算損失面，卻忽略節省面，將使被害人處於一個事故發生前原本不可能存在的經濟位置，這便違反損害賠償的填補本旨。例如營業車輛因事故停駛，被害人固然喪失營業收入，但同時亦免除油料費、保養費、人事成本等支出，若僅計算營業損失而不扣除節省成本，實質上等於讓被害人於事故期間「坐享純利」，顯然已超出回復原狀的範圍。正因如此，實務上在營業損失、工作不能期間之收入損失、設備停工損害等案件中，法院往往要求具體計算「毛收入」與「淨利益」之差異，並以事故前合理可得之「淨利益」作為賠償基準，而非以表面營收為準。此一作法，正是損益相抵精神在計算層面的具體化表現。

 

然而，所謂「節省」，並非凡因事故而未發生之支出，皆當然列入扣除。仍須回到民法第216-1條所要求的「同一原因事實」判斷標準。若該節省係被害人基於事故本身必然發生，例如停業即不需支出營業成本，則與損害同源，應列入扣除；但若該「節省」其實源自被害人另行作出的選擇或經營策略，例如因事故轉而裁撤部門、終止長期投資計畫所省下的費用，則其原因已非事故本身，而是被害人後續決策，便難認為與損害具有同一原因關係，自不宜納入損益相抵的範圍。此一界線，正是防止損益相抵過度擴張、侵蝕被害人正當權益的關鍵。

 

因此，損益相抵既是一個計算問題，更是一個評價問題。法院在適用時，不能機械式地將所有「因事故而未發生的支出」一律扣除，而必須先回答一個核心問題：該利益或節省，是否與損害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生？是否若無該事故，該利益即不會出現？唯有在此基礎上進行計算，損益相抵方能真正落實其制度目的，在避免不當得利與維持侵權責任嚇阻功能之間，取得應有的衡平。

 

也正因如此，保險給付不納入損益相抵，營業節省成本得列入扣除，社會補助與第三人贈與不影響侵權請求權，義務免除則須視其是否直接源自事故而定。這些看似細碎的區分，實則構成損害賠償法制中最關鍵的平衡結構。

 

在實務操作上，損益相抵不應被理解為「能不能扣」的簡單問題，而應回到其制度本質：該利益是否本就屬於被害人，抑或僅因事故偶然產生？若非事故，該利益是否仍會存在？若答案是否定的，且其法源亦非獨立於事故之外，則扣除始具正當性。反之，若該利益係被害人事前以自身成本換取，或基於獨立法律關係而生，則不應因加害人之不法行為，而被迫讓渡。

 

唯有如此理解，損益相抵才能真正成為連結侵權法、契約法與不當得利法理的關鍵樞紐，而不致淪為削減被害人權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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