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侵權行為責任在民法體系中的定位

 

我國民事法典關於損害賠償責任之規範，可大別為兩類：一為契約責任，一為侵權行為責任。契約責任係以當事人間既存之債權債務關係為前提，著眼於履約義務、保護義務及違約時之責任歸屬，原則上僅拘束締約雙方，僅於第三人負擔契約與第三人利益契約（民法第268條、第269條）等少數例外，始及於契約外第三人。是以，在契約關係中，損害賠償責任人通常為契約相對人。反之，侵權行為責任並不以契約關係為前提，其規範目的在於保護社會上「所有人」之權益，任何人均不得因他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而受有損害，當損害發生時，究應由被害人自行承擔，抑或轉由他人填補，其界線何在，誰應負責，責任範圍為何，遂成為侵權責任制度的核心議題。

 

侵權行為制度的本質，不僅在於事後填補損害，更在於透過責任歸屬的設定，形塑社會風險分配的基本秩序。民法第184條正是在此思維下，建立侵權責任的一般條款，其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此一條文同時涵蓋三種獨立之侵權行為類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42號判決即明確指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項後段及第2項，係規定三個獨立之侵權行為類型，各有不同之適用範圍、保護法益、規範功能及任務分配，在實體法上為相異之請求權基礎，在訴訟法上亦為不同之訴訟標的。

 

侵權責任之成立，並非僅憑「有人受傷」即可當然成立，而須逐一檢驗其構成要件。從體系上觀察，侵權行為至少包含六大要素：一、賠償義務人；二、侵害行為；三、不法性；四、故意或過失；五、損害；六、行為與損害間之相當因果關係。任一要件欠缺，即不構成侵權責任。此種嚴謹的構造，正是侵權法用以防止責任無限擴張、維持風險分配合理性的關鍵。

 

二、賠償義務人：誰應為侵權行為負責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則上由「行為人」負擔，亦即實際實施侵害行為之加害人。以交通事故為例，駕駛人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權利者，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使被害人之正當權益獲得填補。然而，為確保被害人實際獲得救濟，並合理分配社會風險，民法並未將責任僅限於直接行為人，而進一步透過第187條及第188條，將責任擴張至法定代理人與僱主。

 

民法第187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負賠償責任。法定代理人如能證明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始得免責。又若依前述規定仍無法獲得賠償，法院尚得斟酌行為人、法定代理人及被害人之經濟狀況，命行為人或法定代理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此一設計，反映出立法者對未成年人侵權風險之特別處理：一方面避免因未成年人欠缺資力而使被害人承擔全部損失，另一方面亦透過免責條款與衡平裁量，防止法定代理人承擔過度負擔。

 

民法第188條則規定僱主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其立法理由在於，被害人多難向資力薄弱之受僱人求償，而僱主藉由受僱人之勞務活動獲取利益，亦應承擔其活動所生之風險。學說並進一步指出，僱主責任具有「危險責任」色彩，凡僱主僱用他人從事具有風險之活動，即應將該風險內部化。

 

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例即指出，民法第188條所稱「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人使用為其服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由此發展出「靠行責任」的實務見解：計程車、遊覽車或貨車之所有人，利用他人經營之公司名義對外營業，雖形式上未必存在典型僱傭契約，但客觀上足以使一般人認其係為該公司服勞務，則被靠行之公司，仍應依民法第188條，與實際駕駛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種解釋，正是以「外觀風險歸屬」為核心，強化被害人保護的具體展現。

 

二、賠償義務人：誰應為侵權行為負責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則上由「行為人」負擔，亦即實際實施侵害行為之加害人。以交通事故為例，駕駛人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權利者，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使被害人之正當權益獲得填補。然而，為確保被害人實際獲得救濟，並合理分配社會風險，民法並未將責任僅限於直接行為人，而進一步透過第187條及第188條，將責任擴張至法定代理人與僱主。

 

民法第187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負賠償責任。法定代理人如能證明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始得免責。又若依前述規定仍無法獲得賠償，法院尚得斟酌行為人、法定代理人及被害人之經濟狀況，命行為人或法定代理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此一設計，反映出立法者對未成年人侵權風險之特別處理：一方面避免因未成年人欠缺資力而使被害人承擔全部損失，另一方面亦透過免責條款與衡平裁量，防止法定代理人承擔過度負擔。

 

民法第188條則規定僱主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其立法理由在於，被害人多難向資力薄弱之受僱人求償，而僱主藉由受僱人之勞務活動獲取利益，亦應承擔其活動所生之風險。學說並進一步指出，僱主責任具有「危險責任」色彩，凡僱主僱用他人從事具有風險之活動，即應將該風險內部化。

 

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例即指出，民法第188條所稱「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人使用為其服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由此發展出「靠行責任」的實務見解：計程車、遊覽車或貨車之所有人，利用他人經營之公司名義對外營業，雖形式上未必存在典型僱傭契約，但客觀上足以使一般人認其係為該公司服勞務，則被靠行之公司，仍應依民法第188條，與實際駕駛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種解釋，正是以「外觀風險歸屬」為核心，強化被害人保護的具體展現。

 

五、故意或過失：主觀歸責基礎

 

侵權行為之成立，除侵害行為與不法性外，尚須具備主觀歸責事由，即故意或過失。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明文以「因故意或過失」為要件，顯示我國侵權法體系以過錯責任主義為原則。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明知其行為將侵害他人權利，並有意為之；過失則指行為人欠缺應有之注意，未能避免侵害結果之發生。

 

過失之判斷，並非以行為人主觀能力為唯一標準，而係以「客觀注意義務」為核心。法院實務多以「一般理性人於相同情況下，是否會採取較為謹慎之行為」作為判斷基準，並依行為性質、風險程度、專業性高低、環境狀況等因素調整注意義務之內容與強度。專業活動之注意義務，通常高於一般日常行為，例如醫師、工程師、職業駕駛人，其應負之注意義務顯然高於一般民眾。

 

此外，過失亦包含「結果可預見性」與「結果可避免性」兩層要素。倘依經驗法則，行為人於當時情況下可以預見其行為可能造成他人損害，且採取合理措施即可避免結果發生，而其仍怠於為之，即屬過失。例如駕駛人於雨天高速行駛，明知路面濕滑、煞車距離增加，仍不減速，終致失控撞人，即屬可預見且可避免之危險結果，其過失甚為明確。

 

在共同侵權之場合，各行為人是否具備故意或過失，原則上須個別判斷，但只要其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主觀上可歸責，即應負連帶責任。此一制度，並非基於對每一加害人過錯程度的精細區分，而係以保護被害人為核心，確保其得向任何一共同侵權人請求全額賠償，再由內部關係解決分擔問題。

 

六、損害：侵權責任的實體內容

 

侵權責任之核心，在於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民法第216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此條揭示損害賠償之基本原則，即回復原狀與填補損害原則，而非懲罰加害人。

 

實務與學說將損害區分為「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積極損害，係指現存財產因侵害事實而減少，例如醫療費用、修理費用、替代支出等；消極損害，則係指原本可期待取得之利益，因侵害事實而無法實現，例如因受傷無法工作而喪失之薪資、因營業中斷而減少之利潤。

 

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934號判決即指出，所謂所受損害，係現存財產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減少，屬於積極損害；所謂所失利益，係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屬於消極損害。此一區分，對於計算賠償範圍具有重要意義，避免將純屬推測、缺乏高度蓋然性之利益納入賠償，致責任無限擴張。

 

損害之存在，為侵權責任成立之必要要件。若僅有不法行為，卻未造成任何可評價之損害，即不生賠償問題。此亦與侵權法之功能定位相符：侵權責任係為回復被害人之財產或人格狀態，而非僅因行為不當即予制裁。

 

七、相當因果關係：連結行為與結果的橋樑

 

侵權責任尚須以侵害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行為與條件，即通常會發生該結果者，則該行為即為結果發生之相當條件。

 

此一概念，目的在於避免因果關係過度延伸，導致行為人須對一切間接、偶然或異常結果負責。換言之，侵權法並非要求「只要在時間上先於結果，即負責」，而是要求該結果在一般經驗上，屬於該行為通常可能引發之範圍。

 

以車禍為例，駕駛人違規闖紅燈撞傷行人，行人因受傷無法工作而喪失薪資，醫療費與薪資損失，均屬於該違規行為在一般經驗上可預見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然而，若行人因車禍而心情不佳，進而投資失利，導致股票虧損，該財產損失即難認為與駕駛人之違規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正因如此，實務上對於「請假出庭之薪資損失」、「律師費」、「車馬費」等訴訟成本，多認為係當事人為保護自身權益所付出之費用，與原侵權行為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不得列為損害賠償之範圍。此一立場，係基於侵權責任與訴訟制度功能之區分，避免將訴訟風險與成本全面轉嫁於加害人。

 

八、侵權責任體系之整體意義

 

綜合而言，民法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之成立，須具備五大核心要件：其一，侵害行為之存在；其二，行為具有不法性；其三，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或過失；其四，被害人實際受有損害；其五，行為與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此五要件相互連動，構成一套兼顧被害人保護與責任界線控制之制度設計。

 

侵權法並非單純的「有錯即賠」，而是一種透過要件化設計，對社會風險進行分配的法律機制。其目的不僅在於填補個別被害人之損害，更在於透過責任歸屬，引導行為人採取合理注意，預防未來損害之發生。正是在此意義下，侵權行為制度成為現代民事法體系中，連結個人自由與社會安全的重要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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