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歸責的法律定位：誰該為結果負責？

 

在民法體系中，「可歸責」並非單純的道德評價，而是一個精準的法律判準，用以回答一個核心問題：當給付不能、遲延或不完全給付發生時，這個結果應否由債務人負責？民法第225條第1項規定，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務人免給付義務；第226條第1項則反向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第227條進一步將同一結構延伸至不完全給付。由此可見，債務不履行責任的分水嶺，正是「是否可歸責於債務人」。

 

所謂可歸責，並非僅指「你有沒有錯」這麼簡單，而是指該結果在法律上是否應歸屬於債務人承擔。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73號判決即明確指出，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原則上係指債務人無故意或過失；但若依法律特別規定或契約特別約定，債務人就事變亦應負責時，則事變亦成為可歸責事由。此一見解揭示，可歸責並不等同於故意或過失，而是一個更高層次的「責任歸屬」概念，可能源自主觀可非難性，也可能來自風險分配的承擔。

 

換言之，可歸責的本質，在於判斷某一風險究竟應由誰承擔。一般情形下，我國法採過失責任主義，依民法第220條第1項，債務人僅就其故意或過失負責；但在特定類型契約或經當事人約定時，債務人得承擔更嚴格的責任，甚至對不可抗力亦須負責。此時，即便債務人主觀上毫無過失，結果仍屬「可歸責」，債權人仍得請求賠償。由此可知，「可歸責」不是心理狀態的描述，而是法律對風險配置所作的規範判斷。

 

二、歸責事由與歸責原則：過失責任主義的基礎結構

 

在債務不履行體系中，「歸責事由」是連結事實與責任的樞紐。所謂歸責事由，係指使債務人對不履行結果負責的原因。通說認為，歸責事由包含三個層次：故意、過失與事變。若因故意或過失而負責，屬於過失責任；若因事變仍須負責，則屬於無過失責任。事變又可分為通常事變與不可抗力，後者如天災、戰爭、法令變更等，原則上應由債權人承擔，但在法律特別規定或契約特別約定下，仍可能轉由債務人承擔，從而成為可歸責事由。

 

我國民法以第220條第1項作為歸責原則的核心：「除契約或法律另有規定外，債務人就其故意或過失之行為，應負責任。」此即過失責任主義，亦即債務人原則上僅須為自己可非難的行為負責。然而，這並非不可動搖的鐵律，因為契約自由允許當事人重新分配風險。當契約約定債務人須對「任何原因所生之遲延或不能」負責時，即意味債務人承擔了包含不可抗力在內的風險，法律即依當事人意思，將該結果歸責於債務人。此時，雖無主觀過失，仍屬可歸責。

 

因此，歸責原則的真正功能，在於建立一個「預設規則」，當契約未另行安排時，法律以過失責任主義作為分配風險的起點；但一旦當事人以明確文字變更風險配置，法律即尊重其意思，將結果歸責於承擔風險的一方。這正是可歸責概念在現代契約法中的關鍵意義：它不是靜態的道德評價，而是動態的風險配置工具。

 

三、過失的類型：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與重大過失

 

在判斷可歸責時，過失的程度具有重要意義。民法理論上，過失依注意義務強度不同，區分為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與重大過失。所謂抽象輕過失，係以一般社會觀念中具相當知識與經驗之人為標準，行為人未達此一「一般人注意程度」者，即屬之；具體輕過失則以行為人「處理自己事務之注意程度」為標準，常見於無償受任等關係，例如民法第535條前段，無償受任人僅負具體輕過失責任，意即只要其對他人事務之處理，與對自己事務一樣謹慎，即可免責。

 

重大過失則更為嚴格，係指顯然欠缺普通人應有之注意，屬於任何一般人皆可預見並避免，行為人卻完全未加注意的情形，例如外出時將瓦斯爐火持續開啟導致失火。部分法條即以重大過失作為責任成立門檻，例如民法第434條規定，承租人對於失火，僅在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始負賠償責任。此種設計，反映立法者對於特定法律關係風險分配的價值判斷：承租人居住生活本即伴隨一定風險，若僅因一般疏忽即須承擔全部火災損害，未免過苛，故以重大過失為界。

 

這些過失類型，並非僅供學理分類之用，而是實務中判斷「是否可歸責」的具體工具。當契約約定「僅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負責」，即是將歸責門檻提高；反之，若約定「無論原因為何，均負責」，則等同承擔無過失責任，使任何結果皆成為可歸責。可歸責的範圍，於是隨著過失標準的調整而擴張或縮小。

 

四、「可歸責」不是道德譴責，而是風險分配的法律語言

 

實務上最常見的誤解，是將「可歸責」等同於「你有錯」。然而，從民法體系觀之，可歸責並非單純的道德評價，而是一種法律上風險配置的結果。正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73號判決所揭示，所謂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係指債務人無故意或過失之情形；但依法律特別規定或契約特別約定，債務人就事變亦應負責時，則事變亦為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此一見解清楚指出：可歸責的範圍，並非僅由主觀可非難性所決定，而是由法律與契約共同塑造。

 

換言之，可歸責具有雙重面向：一方面，它可以建立在債務人主觀上可非難的行為基礎上，例如故意或過失；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建立在風險承擔的制度設計上，即使債務人毫無過失，只要法律或契約要求其承擔特定風險，該結果仍被視為「可歸責於債務人」。因此，「可歸責」真正的核心，在於誰應承擔結果，而非誰在道德上較可責。

 

這一點在商業契約中尤為重要。許多企業契約會使用「若本契約無法履行，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類的文字，卻未附加「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的限定。此類條款在解釋上，極可能被認為甲方已承擔所有履行風險，包括天災、政策變更、第三人違約等。當事人往往是在事後才驚覺，原來自己已將不可抗力一併攬入責任範圍。此非法律對當事人苛刻，而是契約自治的自然結果：既然風險已由文字轉移，法律即依其意思配置後果。

 

五、可歸責與損害賠償的連動：第225條、第226條與第227條的體系關係

 

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的規範，係以可歸責作為責任分水嶺。第225條處理不可歸責之給付不能，規定債務人免給付義務；第226條則處理可歸責之給付不能，賦予債權人損害賠償請求權；第227條則處理可歸責之不完全給付，使債權人得依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三者形成完整邏輯：不能履行或履行不完全，先問原因是否可歸責，再決定是否進入損害賠償體系。

 

此一設計，使可歸責成為「責任之門檻」。若結果不可歸責於債務人，法律即終止於履行義務的消滅或遲延責任的免除；若結果可歸責，則進入損害賠償法的領域，適用第216條以下關於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之規範。從體系上觀察，可歸責並非賠償數額的計算標準，而是決定「要不要賠」的前提條件。

 

此亦說明，為何契約中「可歸責」三字具有關鍵意義。它決定了當履行障礙發生時，雙方關係是終止於「免責」，還是延伸為「賠償」。在風險高度不確定的產業，例如建築、科技研發、跨境交易，若未清楚界定可歸責範圍，極易在事後產生重大爭議，甚至使一方承擔遠超其原本預期的風險。

 

六、實務運作的核心：從「誰錯了」轉為「誰承擔」

 

綜合上述，可歸責概念在現代民法中，已由單純的過錯判斷，轉化為風險分配的法律技術。它不再只是回答「誰做錯事」，而是回答「這個結果應由誰承擔」。當事人可以透過契約，調整這個答案；法律則提供預設規則，作為未約定時的基準。

 

因此，在契約審閱與擬定過程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抽象理解可歸責的學理，而是具體辨識條文中是否保留「因可歸責於某方之事由」的限制，是否另行約定不可抗力的處理方式，是否將無過失風險轉移至特定一方。這些文字上的細微差異，實際上決定了未來爭議發生時，責任的歸屬方向。

 

可歸責的概念，正是在此意義下，成為契約風險管理的核心工具。它讓責任不再只是事後追究的道德問題，而是事前配置的制度設計。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掌握民法第225條至第227條背後的精神，也才能在實務上避免因一句話的省略，而承擔本不屬於自己的風險。

 

七、過失類型與可歸責判斷的層次：從注意義務談風險邊界

 

在實務上，判斷某一結果是否「可歸責於債務人」，往往必須回到過失類型的區分。民法體系將過失區分為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與重大過失，其核心差異在於注意義務的高度。抽象輕過失，係以一般社會上具有相當知識與經驗之人為標準；具體輕過失，則是以行為人處理自己事務時應有的注意程度為標準；重大過失，則係連一般人都能預見並避免的風險，行為人卻全然未加注意。

 

此一層次化設計，並非單純為了道德評價，而是為了在不同法律關係中配置風險。例如民法第434條規定，承租人僅對重大過失所致失火負責，即是立法者基於租賃關係的社會功能，將一般生活風險留在出租人一方，而僅在承租人明顯怠於基本注意時，才讓其承擔賠償責任。反之，在保管、運送、專業服務等高度信賴關係中，法律往往要求較高注意義務，使抽象輕過失即構成可歸責。

 

由此可見，「可歸責」並非抽象固定，而是隨法律關係性質而調整。當事人於契約中若約定「僅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負責」，即等同將風險邊界向債務人有利方向推移；反之，若約定「不論有無過失均負責」，則將原本由債權人承擔的事變風險轉移至債務人。這正是可歸責作為風險配置工具的實際運作方式。

 

八、從裁判實務觀察可歸責的具體化

 

法院在具體案件中，往往透過「注意義務是否被違反」來具體化可歸責。例如，在工程承攬關係中，承攬人是否依專業標準施工，是否預見並防範通常可預期的風險，成為判斷其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是否可歸責的重要依據。若屬一般工程人員均可預見的施工風險，即使並非故意，仍會被評價為可歸責之過失；反之，若屬突發且難以預防的天候異變，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通常被視為不可歸責之事變。

 

最高法院多次指出，可歸責之判斷，並非僅看結果，而須綜合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專業程度、技術水準與可預見性。這種以「可預見性」與「可避免性」為核心的分析，使可歸責成為一種具體而彈性的法律評價，而非僵化標籤。換言之，可歸責不是結果論，而是行為論；不是「事情發生了」，而是「在當時情境下，是否應能避免」。

 

然而，一旦契約另有明確風險分配，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屬不可歸責的天災，亦可能轉化為可歸責。此時，法院的任務不再是評價行為是否有過失，而是解釋當事人是否已透過契約承擔該風險。可歸責因此具有「雙軌結構」：一軌為過失判斷，一軌為風險承擔。

 

九、可歸責作為契約治理工具的現代意義

 

在高度專業化與高度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契約的功能已不僅是交換對價，而是成為治理未來風險的制度設計。可歸責條款，正是其中最關鍵的節點。它決定了當計畫失敗時，誰承擔成本；當不可預期事件發生時，誰吸收衝擊。

 

因此，真正成熟的契約設計，並非僅列舉權利義務，而是透過可歸責、不可抗力、責任限制、風險轉移等條款，預先描繪失敗時的路徑。這種設計的目的，不在於消滅風險，而在於使風險「可計算、可預期、可管理」。

 

從民法第225條至第227條的體系出發，可歸責是連結履行障礙與損害賠償的樞紐；從契約自治的角度觀之，可歸責則是當事人重新書寫法律預設風險分配的筆。理解這一點，便能明白：所謂「可歸責是什麼」，其實是在問——當事情失敗時，法律要你承擔，還是讓你免責？答案，不只來自法律，更來自你在契約中寫下的每一個字。

 

十、可歸責與損害賠償範圍的連動關係

 

可歸責並非僅影響「是否負責」，更直接牽動「負責到什麼程度」。依民法第216條之規定，損害賠償以填補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為限，然而此一「完全賠償原則」的適用前提，即在於結果可歸責於債務人。倘屬不可歸責事由，依第225條、第230條，債務人免給付義務或不負遲延責任，損害賠償的討論即告終止。換言之，可歸責是開啟損害賠償機制的鑰匙。

 

在可歸責成立後，損害範圍仍須進一步受因果關係與相當性限制。法院實務一再強調，債務人僅就其可預見、可避免的損害負責。此一結構，使可歸責呈現出「層次化效果」：第一層決定是否進入賠償體系，第二層則透過相當因果關係與預見可能性，界定賠償邊界。這也是為何實務上即便認定債務人有過失，仍可能縮減賠償範圍，因為部分結果雖與違約事實有事實上因果關係，卻欠缺規範上相當性。

 

此一結構，在侵權行為法上同樣存在。民法第184條雖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但法院在計算賠償範圍時，仍須審查結果是否屬於行為風險範圍內之實現。可歸責因此不僅是責任成立要件，更是責任範圍形成的起點。

 

十一、可歸責、不可抗力與現代風險社會

 

在全球化與高度技術化的社會中，事件的發生往往跨越單一行為人的控制範圍。疫情、戰爭、供應鏈中斷、政策突變，皆屬傳統民法體系所稱之「事變」或「不可抗力」。然而，現代商業活動早已將部分不可抗力內部化為經營風險，透過保險、避險工具與契約條款分配。於是，不可抗力不再必然等同於不可歸責，而是取決於當事人是否願意承擔。

 

這種轉變，使可歸責呈現出高度彈性。原本屬於自然風險的事件，透過契約設計轉化為法律風險；而法律風險，又進一步轉化為價格的一部分。可歸責遂成為市場機制與法律制度交會的節點。誰承擔風險，誰就應獲得相應報酬；誰免責，誰就須接受較低對價。這正是民法體系與經濟現實相互滲透的具體表現。

 

因此，在現代契約中，「不可抗力條款」往往不再只是宣示性文字，而是詳細列舉事件類型、通知義務、減損措施與後果處理方式。其本質，正是在重新界定哪些事由仍屬不可歸責，哪些則轉化為可歸責。換言之，契約並非僅約定義務內容，更是在重塑民法第225條至第227條的適用邊界。

 

十二、結語：可歸責的真正意義

 

綜觀民法體系與實務運作，可歸責並非單純等同於「誰有錯」，而是法律用以回答「誰承擔失敗成本」的核心概念。它結合了過失評價、風險分配、契約自治與公平正義，構成責任法制的骨架。從債務不履行到侵權行為，從注意義務到不可抗力，從損害成立到賠償範圍，無一不以可歸責為樞紐。

 

理解可歸責，等於理解民法如何看待「失敗」。失敗並非必然伴隨責任，責任亦非必然來自失敗；唯有當失敗被評價為可歸責時，法律才要求一方為此付出代價。而在現代社會，這種評價愈來愈多不是由法官單方面完成，而是由當事人在契約中預先書寫。

 

因此，對於任何從事交易、經營或專業服務之人而言，「可歸責是什麼」並非抽象理論問題，而是關於風險、成本與生存的實際命題。它提醒我們：真正決定責任歸屬的，往往不是事情發生之後的辯論，而是事情發生之前，你在契約中留下的那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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