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計算營業損失？同業利潤標準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的理性推估

一、從「人」到「企業」：收入可以用基本工資，營業損失卻無從下手？

 

在交通事故、工安意外、爆炸火災或違約糾紛中，個人勞動力受損時，法院尚可透過基本工資、平均薪資或職業別統計，推估其工作損失；但當受害主體轉換為企業或自營業者，問題便立刻浮現：對方的車撞進我的工廠，產線停擺；瓦斯爆炸讓餐廳停業一個月；營業車輛送修，業務員無法跑單；這些損失既非單純修繕費，也非單一帳單可證，而是「如果沒有事故，本來可以賺到多少錢」。這正是民法第216條第2項所稱「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亦即所失利益。問題不在於法律是否承認這類損害，而在於：如何讓「本來可以賺到的錢」不淪為主觀臆測，而成為可裁判的事實。

 

營業損失的本質，是「預期可得之淨利」乘以「無法營業期間」。這個公式看似簡單，實際上卻卡在兩個關鍵：每日淨利是多少？停業天數是否合理？企業不像受僱人有固定薪資，帳冊又未必完整，尤其是小微型企業、現金交易頻繁的行業、新創事業或自由業者，往往無法提出連續、標準化的會計資料。若法院因此以「證明不足」駁回請求，等於宣告：規模越小、制度越不完備的經營者，越不配受到完整保護，這與民法損害填補原則背道而馳。

 

正因如此，實務早已意識到，營業損失不可能完全以精算方式處理，而必須引入「推估」。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03號、93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即指出，為評估企業因侵害所失之營業利益，得以營業額或預定收取之款項，乘以同業利潤標準，計算可預期之營業利益。其理由在於，財政部每年核定之同業利潤標準，係依抽樣調查並徵詢同業公會意見而成，具有統計與經驗基礎，雖本為課稅所用，然作為訴訟上估算營業利益之證據資料，並無不妥（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90號、76年度台上字第1758號意旨，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重上字第489號民事判決亦同）。

 

然而，另一條實務線索則提醒我們，同業利潤標準並非萬靈丹。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5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859號判決即強調，同業利潤標準係為課稅目的而設，未必能反映個案實際獲利情形，仍應依具體事證合理判斷，不能機械套用。這兩條線索看似衝突，實則揭示了營業損失計算的真正結構：它不是「要不要用同業標準」的二選一，而是「在證據不足時，如何在個案事證與統計經驗之間建立理性橋樑」。這座橋樑，正是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規定，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這四層結構，正好為營業損失提供方法論：第一，當事人須先證明「確有停業與營業中斷」這一損害事實；第二，只要數額因性質而難以精確證明，法院即負有「應」估算的義務；第三，估算必須符合論理與經驗；第四，推論過程必須在判決中揭示。於此框架下，同業利潤標準不再是「偷懶的捷徑」，而是「經驗法則的一種具體化」，可作為法院形成心證的素材之一，與個案帳冊、歷史營收、合約訂單、公會資料、平台對帳單相互交織，形成立體的推估模型。

 

因此，營業損失的計算，並非只能在「完全舉證」與「全然否定」之間擺盪，而是可以在民法第216條所失利益概念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估算機制之間，建立一條理性道路：先確立淨利原則，排除毛利迷思；再區分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避免因停業而節省的費用被重複請求；接著，以事發前一定期間的實際營運資料為核心，輔以公會證明、平台紀錄、稅務申報；若仍不足，則引入同業利潤標準作為經驗補強；最後，由法院依全部情況形成可說明的心證，定其數額。如此，企業與自由業者的損失不再只是「感覺很虧」，而是轉化為法律可以承接的數字。

 

這樣的制度意義在於：法律不要求被害人具備完美會計制度，卻要求其提出「合理可推論」的基礎；法院不被迫精算未來，但必須給出合於論理與經驗的估算理由。營業損失因此從黑箱走向可辯論的場域，既避免濫賠，也避免讓侵害因證明困難而免責。這不是對被害人的恩惠，而是損害填補原則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的必然延伸。

 

當企業或個人因他人違約或不法侵害，導致無法順利營業時，應如何計算企業或個人之營業損失，進而向違約或侵害人請求賠償呢？換言之，假設沒有違約或侵害發生，而企業或個人能夠順利營業，將可以獲得多少利益？為解決前述問題，有實務見解提出以營業額或預定收取之款項（如完工後所能收取的工程款）乘以「同業利潤標準」計算可預期獲得之營業利益，以求客觀評估企業或個人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03號判決、93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

 

按財政部每年均就營利事業各種同業，核定利潤標準，作為課徵所得稅之依據，其核定之同業利潤標準，係依據各業抽樣調查並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而為核定，可謂依統計及經驗所定之標準。「同業利潤標準」之制訂目的，固係財政部賦稅署為了認定營業所得，作為課徵所得稅之依據而制定，然其制定過程既係各地區國稅局經過調查後製作，有其統計、經驗上之意義，故在訴訟上，以該「同業利潤標準」作為證明之所失或應受分配利益之證據資料，並無不妥(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90號判決，76年度台上字第1758號判決意旨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重上字第489號民事判決

 

不過，同業利潤標準實際上是由國稅局公布，並作為課稅參考之用，不一定能確實反映個案中企業或個人獲得之營業利潤，因此有實務見解持不同意見，認為不得逕以同業利潤標準計算營業損失（即預期之營業利潤），而仍應根據具體事證，依個案合理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52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1859號判決）。 

 

在此架構下，「同業利潤標準」的真正角色，並非取代證據，而是補強證據。它不是結論，而是推論過程中的一個節點。法院若逕以同業標準乘以營業額即為損害額，而不說明個案是否具有可比性、該行業之平均利潤是否與被害人實際營運模式相符、停業期間是否合理，便會淪為抽象裁量，反而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所要求的「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以及「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

 

反之，若法院在判決中具體說明：被害人提出之帳冊僅能反映部分期間，難以精確計算每日淨利；然其事業性質、規模與國稅局所列同業類別相符，且公會證明該行業平均淨利率介於某區間；再參酌事發前後營業額變化、固定成本仍須負擔之情形，綜合形成一個可驗證、可質疑、可上訴審查的數額，則同業利潤標準便不再是「課稅工具的誤用」，而是經驗法則在民事裁判中的具體化。

 

此種思維，相較於近年非財產上損害領域的發展高度相似。無論是食品安全法第56條所設的500元至30萬元區間、個資法第28條的500元至2萬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0條的每日1000至5000元，立法者均已承認：某些損害形式上難以證明，若仍要求被害人提出精確證據，實際上等同否定救濟；因此必須以「法定區間＋法院斟酌」的方式，將抽象痛苦轉化為可裁判的金額。營業損失雖屬財產上損害，但在證明結構上，與精神損害具有相同困境：它存在，但難以量化。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正是一般法體系中回應此困境的總則性規範，其功能與特別法的法定金額機制，在方法論上是同源的，皆是「以制度補強證明困難」。

 

因此，營業損失的裁判不應再停留在「有帳冊就賠、沒帳冊就不賠」的二分法，而應轉向「證明層級化」的思維：第一層，證明確有停業與營業中斷；第二層，提出能反映實際經營狀態的資料，如過去營收、平台對帳、訂單合約、公會證明；第三層，說明固定成本在停業期間仍須支出；第四層，若數額仍難以精算，請求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估算，並提出同業利潤標準、產業統計、景氣循環、旺淡季差異等作為經驗法則素材。如此，舉證責任並未被免除，而是從「精算義務」轉化為「提供推估基礎」的義務，但是與精神上損害不同的是，在真偽不明之情形，法院會傾向認定不存在，而非隨意採信。

 

「容易灌水？」

法院在營業損失的審查上傾向保守，其實就是這種可能性的當然選擇，對於法院態度我們不是苛責，而是應該回歸制度本身對營利事業的基本期待。營利行為本質上即伴隨記帳義務，國家之所以要求設置日記簿、總分類帳及各類明細帳，要求交易發生時即取得憑證並於期限內登帳，並非僅為課稅便利，而是為了讓「經濟活動」得以被追蹤、被驗證、被回溯。當營利事業在平時未履行這些義務，一旦發生事故，卻希望法院在缺乏基礎資料的情況下，以高度同情給予賠償，實際上便是將原本應由自己承擔的制度風險，轉嫁給司法體系。法院若因此顯得謹慎，甚至寧可依同業利潤標準從嚴推估，並非不近人情，而是維持整個制度的可預測性與公平性。

 

所謂「努力記帳」，並不等於完全依照會計法制的最高標準運作，而是至少要具備最基本的可驗證性。實務上，法院採信的重點，往往不在帳冊形式是否完備，而在於收入與支出是否能相互勾稽，是否能與銀行帳戶流向對應。最理想的狀態，固然是帳簿、憑證、銀行往來三者合一；但即便未達此程度，至少也應有銀行帳戶作為金流軌跡，使法院能判斷營收是否真實存在、成本是否確實發生。若營業收入長期以現金流動、不進帳、不留痕跡，平時或許自以為靈活，事故發生時卻等於親手切斷了證明自身損害的所有通道。此時再要求法院「以情補法」，實際上是要司法替當事人補救其經營上的怠惰，這本身即違反損害賠償法「自我負責」的基本精神。

 

對法院而言，這也意味著角色的轉變：不再只是被動檢查帳冊是否完備，而是必須正面面對「不確定性」本身，將其納入裁判理由中。判決不應僅以「原告未能證明每日淨利」為由駁回，而應進一步說明：原告已證明停業事實，惟帳冊不足以精算，故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參酌其事發前三個月平均營業額、該行業同業利潤標準、原告固定成本仍須支出之情形，認其每日可得淨利為某數額，停業期間為某日數，據以計算損害。如此形成的數字，即使不完美，卻是可被上訴、可被檢驗、可被社會理解的數字，遠勝於完全不作評價。

 

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這種「以推估填補損害」的路徑，正是現代損害賠償法的共同趨勢。經濟活動高度複雜，風險高度社會化，若仍以十九世紀「可精確證明」為唯一門檻，實質上將把大量現代損害排除在法秩序之外。營業損失、時間浪費、資料外洩、隱私侵害、名譽受損，這些都是現代生活中最常見、也最難舉證的傷害類型。法律若無法為其建立可操作的評價機制，便會逐漸喪失規範力。

 

換言之，營業損失的求償，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經營態度的延伸。法律已經透過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給予被害人相當大的彈性空間；同業利潤標準、產業統計、公會資料，也都可以成為推估的素材。但這些機制，並非為「完全沒有資料的人」而設，而是為「已盡相當努力仍難以精算的人」而存在。若連最基本的帳戶紀錄都不存在，法院即使動用自由心證，也難以在不違背論理與經驗法則的前提下，為其建立一個合理數額。此時求償落空，並非制度冷酷，而是風險回歸其應歸屬之人。

 

因此，營業者若真正理解「所失利益」的法律意義，就會明白記帳不僅是稅務義務，更是未來風險管理的一部分。它不是為了取悅國稅局，而是為了在不可預測的事故發生時，仍能向法院證明：如果沒有這場侵害，我本來會賺多少。當這個問題能以資料回答，司法就有可能給出接近現實的補償；當這個問題只能以感覺回答，法院即便心生同情，也只能以制度回應。所謂「希望法院關愛的眼神」，在缺乏任何基礎的情況下，終究會被轉化為「依法駁回」的冷靜文字，這並非司法無情，而是法治對每一個經濟行為者所提出的最低理性要求。

 

因此，營業損失問題並非單一技術爭議，而是檢驗民事司法是否能回應現代社會風險的試金石。民法第216條揭示「所失利益」的實體法基礎，民事訴訟法第222條提供程序法上的推估工具，同業利潤標準則提供經驗法則的素材。三者交會之處，正是「理性而非猜測」的損害計算模式：不是憑感覺給錢，也不是因困難而拒絕救濟，而是在不確定之中，透過可說明、可驗證、可辯論的方式，逼近「如果沒有侵害，本來會發生什麼」。

 

這樣的模式，既保護被害人免於因證明困難而落空，也保障加害人免於無限擴張的責任，因為每一分賠償，都必須回到論理與經驗法則，並在判決中被說明。營業損失因此不再是法官自由心證下的黑箱數字，而成為一套可被法律共同體檢驗的推估結果。這正是現代損害賠償法應有的面貌：在不完美的現實中，建立一條通往相對正義的理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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