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隱私權並非「要嘛全有、要嘛全無」的權利，而是一種需隨具體情境、合理期待與公共利益衡量而調整之彈性權利。即使個人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公開自身生活，仍不表示其已全面放棄隱私權保障。新聞自由、公共利益與隱私權之間，從來不是單向優先關係，而是必須透過比例原則與具體個案審查加以調和。對一般民眾、媒體工作者與內容創作者而言，理解「合理隱私期待」這一核心概念，正是避免法律風險、維護人格尊嚴與公共討論品質的關鍵所在。

 

一、隱私權的憲法與民法基礎：即使公開，仍非全面放棄

 

隱私權係基於人格尊嚴與人格自由發展所衍生之基本權利，雖未於憲法中明文列舉，然依司法院大法官一貫見解，應受憲法第22條概括基本權保障，並與憲法第10條人格尊嚴原則密切相關。私法上，隱私權則明文受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保護，屬於人格權之一環，人民得自主決定其私生活領域不受他人侵擾。需特別強調的是，隱私權並非以「是否曾公開」作為有無保障的二分判準，而是以權利主體對特定事項是否仍具有合理隱私期待為核心，縱使個人曾於媒體、社群平台或公開場合揭露部分生活內容，亦不代表其已全面放棄對其他私領域之保護。

 

所謂肖像權，係源於人格權的具體化表現，法律賦予每一個人得以自主決定是否製作、使用、公開其可供辨識之容貌形象的權利，凡足以呈現個人五官特徵、使他人得以辨識為特定自然人的影像，不論係照片、繪畫、雕塑或錄影畫面，均屬肖像之範疇。

 

肖像權的核心並非禁止一切拍攝行為，而是在於限制他人未經同意，對肖像的「不當使用」。因此，當我們在公共場所拍攝時，被拍攝到的路人原則上即可能成為肖像權的權利主體，並非只有公眾人物才享有肖像權的保護。

 

在非公眾人物的一般情形下，主張肖像權是否成立，首先必須區分拍攝行為發生於公開場所或非公開場所。在公開場所中，個人對隱私的合理期待本即較低，因為行為人已自我暴露於不特定多數人可見的空間中，因此單純於公開場所拍攝路人，原則上並不當然違法。

 

然而，即便是在公開場所，被拍攝者仍保有最低限度的人格自主權，若其已明確表示拒絕拍攝，或對拍攝行為表示不適，而拍攝者仍持續拍攝、保存影像，甚至進一步加以公開、散布，則該行為即可能構成對肖像權之侵害。此時，被害人得依民法第18條請求除去侵害或防止侵害，並於法律另有規定或情節重大時，進一步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

 

尤須注意的是，即使拍攝行為本身發生於公開場所，只要後續對影像的使用方式已逾越合理界線，仍可能構成重大侵權情節。例如，將在公開場所拍攝到的陌生女子照片，上傳至色情網站、援交網站，或刻意營造性暗示、不當聯結，使一般社會大眾對被拍攝者產生負面或貶損人格的聯想，即已非單純紀錄公共景象，而是對人格權的嚴重侵害。此種情形下，實務上多認屬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稱「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被害人即便未受具體財產上損害，仍得請求相當金額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此外，尚須特別留意的是，臉部影像本身亦屬於可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未經當事人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其臉部影像，原則上即可能構成違反個資法之行為，尤其是在拍攝後進一步進行「肉搜」、揭露姓名、聯絡方式、工作背景等資訊時，更可能同時成立民事賠償責任與行政、刑事責任。是以，隨手拍攝陌生人臉孔並上傳網路，看似輕率無害，實則潛藏高度法律風險，無論從人格權、隱私權、肖像權或個人資料保護的角度觀之，均不容輕忽。

 

二、合理隱私期待之判斷標準：主觀期待與客觀環境之雙重要件

 

實務與學說普遍認為，隱私權是否成立，關鍵在於是否存在「合理隱私期待」，此一概念須同時具備主觀與客觀二要素。所謂主觀隱密性期待，係指活動者主觀上具有不欲公開其活動內容之意願；客觀隱密性環境，則係指其已利用相當環境或設備，使一般人合理相信該活動屬於非公開狀態。典型例子包括私人住宅、旅館房間、KTV包廂、帳篷、窗簾遮蔽之室內空間等，在此等場域中進行之居家生活、休息、更衣或談話，原則上均屬隱私權高度保護之核心範圍。

 

畢竟，選擇成為網紅、創作者或自媒體經營者，係行為人基於其個人意志所作之生活與職業選擇，並不因此當然取得將他人納入其影像內容中的權利。路人並未選擇成為內容的一部分，更無義務為他人流量、點閱或商業利益承擔人格權受侵擾的風險，因此，於公共場所拍攝影片或照片時，若可辨識特定路人之容貌，而未以馬賽克、模糊化或其他去識別方式加以保護，即屬未經同意使用他人肖像之行為，原則上即已侵害肖像權。此一判斷並不因拍攝地點位於公共場所而當然失效，蓋即便身處公共空間，每個人仍對其人格尊嚴與私生活保有最低限度之保護界線，法律並未要求人民一旦踏出家門，便須全面放棄其人格權。

 

實務與學說均指出，所謂「合理隱私期待」，並非僅限於完全隔絕外界視線之密閉空間，而係包括個人在公共場域中仍可合理期待不被刻意聚焦、不被近距離追拍、不被放大呈現、不被作為內容核心消費的「隱秘部分」。例如個人容貌表情、肢體動作、即時反應，均屬高度個人化之人格表現，並非公共財產，未經同意即加以錄製、剪輯、上傳，並供不特定多數人反覆觀看、評論，本質上已超越單純紀錄公共景象之範圍，而進入對人格權之不法干預。是以，所謂「在公共場所拍攝原則不違法」，並非無條件成立，而是必須建立在拍攝方式、內容呈現及後續利用均未侵害他人肖像自主權之前提下。

 

三、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衝突：並非當然正當化跟追行為

 

進一步而言，除肖像權與隱私權外，現代人格權保護亦涵蓋「不受騷擾之權利」。每一個人，無論是否為公眾人物，皆享有拒絕被搭訕、被要求合拍、被強行對話或被近距離拍攝的自由，法律並未賦予任何人得以他人知名度、外貌或身分為由，要求對方配合其拍攝或互動。名人、公眾人物固然因其社會影響力而須承擔較高程度之公共監督與評論，但此一容忍義務，僅限於與公共事務、公共利益相關之言行，並不及於其私人生活中免於干擾的基本人格界線。換言之，名人並不因其知名度，而喪失拒絕合照、拒絕受訪、拒絕交談的權利，更不負有「必須配合」他人拍攝需求的法律義務。

 

從比例原則觀之，若拍攝行為之目的僅為娛樂、流量或商業曝光，而其侵擾程度已使被拍攝者感受不適、壓迫或喪失自主選擇空間，則該行為即難以正當化。實務上評價此類行為是否構成不法侵害，仍應回歸法益衡量原則，綜合考量被侵害之人格法益強度、行為人行使表現自由或創作自由之必要性，以及是否存在侵害較小之替代手段，例如馬賽克處理、遠距拍攝、避免特寫或事後徵得同意等。倘行為人明知可透過去識別方式避免侵害，卻仍選擇直接呈現他人清晰肖像，顯已難認其行為具有正當性。

 

新聞自由固然受憲法第11條保障，媒體亦享有蒐集、查證、報導新聞資料之權利，以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發揮公共監督功能，然新聞自由並非絕對權利。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明文規定，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得由警察機關裁罰，顯示立法者並未將新聞採訪一概視為跟追之正當理由。是以，媒體跟追採訪行為是否正當，仍須進一步衡量其報導內容是否具有公共利益，以及侵擾隱私之程度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四、公共利益衡量：何種採訪內容足以侵入隱私領域

 

若新聞採訪行為已侵擾個人在公共場域中仍得合理期待之私密領域，則僅於其報導內容涉及公共事務或重大公共利益時，始可能具備正當性。例如犯罪或重大不當行為之揭發、公共衛生或設施安全、政府施政妥適性、公職人員執行職務之適任性、政治人物言行可信度，或公眾人物對社會風氣具有高度影響力之行為等，始屬於大眾所合理關切之範圍。反之，若僅係滿足好奇、娛樂或商業收視需求，而以高度侵擾方式蒐集個人私生活素材，即難以構成正當理由。

 

五、科技設備介入與隱私侵害：以林志玲居家拍攝案為例

 

現今媒體透過資訊科技與網路平台進行傳播，其影響力早已超越傳統紙本與電視媒體，一則報導、一張影像，往往能在極短時間內被大量轉載、擴散，甚至永久留存於網路空間中，對被報導者所造成的影響，已非傳統時代所能比擬。正因如此，當公共事務之資訊內容涉及特定個人的身分資料、生活樣態或私領域活動時，無論係新聞媒體、內容創作者，甚至一般民眾於社群平台的轉貼與分享，皆應對隱私權與人格權的界線格外謹慎，否則稍有偏差，即可能對當事人造成難以回復之名譽、人格與生活損害。由此延伸而來的實務問題，即是在公開場所拍攝路人，究竟是否違法。

 

實務上常見爭議，係媒體利用高倍率鏡頭、遠距拍攝設備或其他科技工具，突破一般人肉眼可及範圍，進而窺探私人活動。以藝人林志玲遭記者以高畫質攝影設備隔窗拍攝居家活動為例，法院即認為，被害人已利用窗簾及住宅空間確保其活動隱密性，若非記者藉由科技工具介入，該等活動不致遭他人窺探，已構成對其合理隱私期待之侵害，被害人得依民法第195條請求損害賠償。至於慰撫金金額，仍須依雙方身分、資力、侵害方式與影響程度個案斟酌，並非一律高額。

 

六、公開場所拍攝與肖像權：並非「在外面就可以隨便拍」

 

在公開場所拍攝他人，隱私權保障固然相對降低，然並不表示拍攝行為即完全合法。一般而言，於公共場所拍攝路人本身，原則上不構成侵權，但若被拍攝者明確表示拒絕，而拍攝者仍持續拍攝、保存或公開影像，即可能侵害肖像權，屬人格權侵害之一種，得依民法第18條請求除去侵害。尤有甚者，若將路人影像用於色情、援交、詐騙或其他不當連結之用途，足使社會大眾對該被拍攝者產生負面聯想，則屬情節重大，得依民法第195條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在非公開場所中，隱私權保障程度最高，未經同意以工具或設備拍攝、錄影他人非公開活動，極可能構成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該罪不以影像是否散布為要件，只要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即已成立犯罪，顯示刑事法對隱私核心領域之高度重視。

 

至於在非公開場所中，隱私權與肖像權的保護密度則顯著提高。私人住宅、旅館房間、租用包廂等空間，本即屬個人合理隱私期待高度存在之場域，未經當事人同意，以手機、相機、攝影機或其他科技設備拍攝、錄影其私生活活動，不僅構成民事上人格權侵害，亦可能同時觸犯刑法妨害秘密罪。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應負刑事責任，顯示刑事法對於私密領域之保護態度極為嚴格。

 

除人格權與刑法規範外，臉部影像亦屬於可識別個人之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未經告知蒐集目的、利用方式及取得同意，即蒐集、利用或公開他人臉部影像，亦可能構成違反個資法之行為。常見之「街拍正妹」、「肉搜身分」並公開個人資訊，即可能同時涉及人格權侵害與個資法責任。

 

七、結論：選擇公開，不等於交出全部隱私

 

現今媒體利用資訊科技傳播的方式，影響力強大，稍有偏差，都會對被報導者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所以公共事務資訊內容如涉及個人資料或隱私時，報導採訪時應特別慎重才是。

 

在數位化、網路化的現代社會，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隨手拍照、錄影並上傳社群平台，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這種「隨手紀錄」的行為，在法律上並非完全沒有界線。實務上常見的爭議情境包括：拍照時恰有路人入鏡，該路人要求刪除照片；或是拍攝街景時捕捉到外貌吸睛的陌生人，拍攝者將影像上傳至社群平台，甚至引導網友進行「肉搜」，試圖辨識該名陌生人的真實身分，進而引發被拍攝者主張隱私遭侵害的爭議。要判斷上述行為是否違法，必須先回到人格權體系中「肖像權」的概念加以理解。

 

公共場所並非人格權的真空地帶，拍攝自由亦非無限擴張之權利。自己選擇成為網紅，並不代表他人必須成為背景或素材；自己願意被觀看、被評論，亦不意味他人即須承擔相同風險。人格權的核心，正在於「是否由本人決定如何被看見」，此一界線，無論對一般人或名人而言，皆不容任意踰越。

 

-民事-民法-民總-人(權利主體)-自然人-人格權-隱私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