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委任人之權利義務，應從「風險由誰承擔」、「權限如何界定」、「指示由誰證明」三個層次加以理解。委任人原則上承擔事務處理之經濟風險，受任人則必須在指示與權限之框架內行事；一旦受任人主張其行為已獲授權或指示，即應自行負責證明其正當性。此一結構性理解，不僅有助於釐清委任關係中常見之帳戶管理、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爭議，亦為實務上判斷責任歸屬與舉證成敗之關鍵所在。

 

一、委任契約之信賴本質與委任人權利義務配置之制度基礎

 

委任契約依民法第528條之規定，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其成立不以處理動機、事務內容或是否有償為要件，顯示立法者將委任定位為一種高度彈性且以信賴為核心的法律關係。正因如此，委任契約在權利義務配置上，並非僅單向要求受任人忠實、謹慎處理事務，而係同時要求委任人承擔因事務處理所生之合理成本與風險，以維持契約關係之平衡。

 

從民法第545條至第548條之規定觀察，立法明確將「必要費用」、「必要債務」、「非可歸責損害」與「報酬」等事項，配置為委任人應負擔之義務，目的即在避免受任人因替他人處理事務而承擔不合理之財務風險，否則將動搖委任制度作為社會分工與信賴合作基礎之功能。委任人之義務，並非附隨性或補充性義務，而是與受任人注意義務、忠實義務並列之核心構成要素，兩者相互對應，構成完整之委任法體系。

 

二、預付必要費用與償還義務之法理基礎與實務判斷

 

民法第545條明定，委任人因受任人之請求，應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受任人於尚未實際處理事務前，即因資金不足而被迫承擔本應由委任人負擔之成本，從而影響事務處理之即時性與妥適性。所謂「必要費用」，係指為完成委任事務所不可或缺且合乎一般社會通念之支出，並不以實際完成結果為要件，而以支出當時是否具備客觀必要性為判斷標準。此一必要性之認定，應依委任事務之性質、規模與風險程度綜合判斷，而非事後以成敗論斷。進一步言之，民法第546條第一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予償還，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顯示立法者已將費用墊付之時間成本明確內化為委任人之負擔，以維持雙方利益之實質平衡。實務上，委任人常以「未事前同意」、「費用過高」或「事務未完成」為由拒絕償還，惟若受任人得證明該支出係為完成委任事務所必要，且未逾越合理範圍，即難以免除委任人之償還義務。尤其在專業性委任或需即時處理之事務中，若要求受任人於每一費用支出前均取得明示同意，反而將使委任制度失其運作彈性，與立法本旨不符。

 

此外，民法第546條第二項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而負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亦得請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此一規定，進一步將委任人之費用與風險承擔義務，延伸至第三人關係之層次，避免受任人因對外締結契約或負擔債務，而成為最終風險承擔者。於此情形，受任人僅須證明該債務係基於委任事務處理所生且屬必要，即可請求委任人負責，其不以實際受益是否已回歸委任人為前提。此一制度設計，實質上乃將「事務風險歸屬」與「事務指揮權」相對應，既然事務係依委任人利益而處理，相關必要成本與風險自應由委任人承擔，方符合公平原則。

 

三、非可歸責損害之賠償義務與報酬請求權之體系定位

 

民法第546條第三項進一步規定，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委任人請求賠償。此一規定，清楚區分受任人「過失責任」與「風險責任」之界線，亦即，受任人僅就自己之過失或越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反之，若損害係因委任事務本身之風險、第三人行為或不可抗力所致，且與受任人注意義務之履行無關，即應由委任人承擔。此一風險分配邏輯，與委任契約以委任人利益為核心之結構相互呼應，亦防止委任關係淪為受任人單方面承擔風險之不對等安排。實務上，委任人若欲免除該項賠償責任，須就損害發生係可歸責於受任人一事負舉證責任，否則即應依法律規定負責填補。

 

在報酬部分，民法第547條規定，即使未明確約定報酬，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仍得請求報酬，顯示立法者對「無償委任」之解釋採取嚴格立場，避免委任人藉由未明示約定而不當免除對價給付義務。進一步依民法第548條之規定，受任人應受報酬者，原則上須於委任關係終止並明確報告顛末後，始得請求給付，此一設計，兼顧委任人對事務處理成果之知情權與受任人取得對價之期待利益。惟若委任關係因非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於事務處理未完畢前即已終止，則受任人仍得就其已處理之部分請求相當報酬，避免委任人藉由提前終止契約，將已發生之勞務成果無償吸收，從而破壞委任契約之對價平衡。

 

四、事務處理請求權之專屬性、指示拘束力與舉證責任分配

 

委任契約之核心內容，在於受任人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事務，並以委任人之利益為歸屬中心，是以委任人對於受任人所享有之事務處理請求權，本質上具有高度人格信賴性與專屬性。此一專屬性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委任人非經受任人同意，不得將該請求權讓與第三人；其二，受任人處理事務之方式與界限，原則上受限於委任人之指示內容，此觀民法第535條至第537條之規範體系即可明確理解。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更須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若非有急迫情事，且可推定委任人若知有此情事亦允許變更指示者，不得任意變更委任人之指示。此一規定清楚揭示，指示並非僅具參考性，而係界定受任人權限與責任範圍之關鍵法律基準。

 

正因指示具有如此重要之界線功能，於實務爭議中，凡涉及受任人是否逾越權限、是否構成越權行為或不當得利時，指示之存在、內容及範圍，即成為責任歸屬之核心爭點。尤其在受任人主張「依指示而為」以阻卻其責任，或主張其所受領、移轉、支出款項具有法律上原因時，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受任人就該指示之存在及其具體內容負舉證責任。此一舉證責任配置，並非苛責受任人，而係源於指示內容原即屬受任人所依循之行為正當化基礎，若容許僅以抽象主張「默示同意」、「長期慣行」即推翻指示拘束力，將使委任關係中之權限界線趨於模糊，亦不利於委任人之權益保障。

 

五、損害賠償請求權、越權行為與終止權之實務交錯

 

當受任人違反指示或逾越委任事務之合理範圍，致委任人受有損害時，委任人自得依民法體系，向受任人請求損害賠償。此一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非僅以受任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惡意為要件，而係以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或是否越權為判斷基準。換言之，即便受任人自認其行為係出於善意，若其行為已超出委任指示或客觀上難認係為委任人利益而為，仍難免承擔相應之法律責任。於此情形，委任人並得同時行使民法第549條所賦予之隨時終止權，以即時切斷信賴關係已動搖之委任關係。

 

委任契約係以信賴關係為基礎，不論有無報酬，亦不論終止原因為何，原則上均得隨時終止。縱使當事人間曾有不得終止之特約，若信賴基礎已實質動搖，仍不得以特約排除法律所賦予之終止權。此一見解與前述指示拘束力之論理相互呼應，蓋當受任人未能證明其行為係依指示而為，或已多次產生權限爭議時，委任人對其信賴即已受損，法律自無強令其繼續維持委任關係之理。惟須注意者，若委任人於顯然不利於受任人之時期終止契約，例如刻意於重大事務即將完成前終止，以規避報酬或費用給付，仍可能構成不當終止，而須負相應之損害賠償責任，此乃終止自由與誠信原則間之必要平衡。

 

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28條、第549條第1項分別明定。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予以終止。縱使當事人間有不得終止之特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倘使委任人仍受限於特約，強令其繼續委任，實與成立委任契約之基本宗旨有違，故不得以特約排除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9號判決)

 

六、體系總結：委任人權利義務之風險配置、指示拘束力與實務操作重點

 

委任契約中委任人之權利義務，並非僅屬附隨性或形式性規範，而係與受任人注意義務、忠實義務相互對應、共同構成委任法制之核心。立法者透過預付必要費用、償還必要支出、代為清償必要債務及填補非可歸責損害等規定，將處理事務所生之經濟風險與制度性成本，原則上歸屬於委任人承擔，藉此避免受任人因替他人處理事務而陷於不合理之財務或法律風險；反之，受任人則須嚴守指示拘束力與權限界線，於此範圍內負責處理事務，並就其過失或越權行為負擔相應責任。此一雙向配置，正是委任契約以信賴為基礎之制度核心。

 

尤應強調者在於，「指示」於委任關係中，並非單純之事實背景，而係界定受任人權限與正當性之關鍵法律標準。受任人是否得為特定行為、是否構成越權、其受領或處分財產是否具有法律上原因，均須回歸指示內容加以判斷。是以，在舉證責任分配上，凡受任人主張其行為係「依指示而為」，即屬以指示作為其行為正當化基礎，依一般舉證責任法則，自應由受任人就該指示之存在、內容及範圍負舉證責任，而不得僅以長期慣行、默示同意或家庭分工等抽象事實取代具體證明。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145號判決所揭示之見解，正是此一原則於夫妻關係與帳戶管理爭議中的具體展現，清楚指出協力義務或金錢管理角色，並不當然涵蓋將資金移轉至受任人個人帳戶並自行規劃運用之權限，否則即有逾越委任範圍之疑慮。

 

此外，委任人所享有之終止權，亦為保障其信賴利益之重要工具。民法第549條明文賦予當事人隨時終止委任契約之權利，即使有不得終止之特約，亦不得排除法律規定之適用。此一終止自由，與前述指示拘束力及舉證責任配置相互呼應，當受任人行為屢生爭議、無法清楚證明其行為係依指示而為，或委任人已難以信賴其處理事務之方式時，法律並不強令委任人繼續維持委任關係。然而，終止權之行使仍須受誠信原則節制，若於顯然不利於受任人之時期終止，仍可能轉化為損害賠償責任，顯示委任法制並非片面偏袒任何一方，而係透過精細之風險配置，維持契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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