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一、裁判費不是「訴訟成本估算」，而是程序門檻的核心設計

 

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裁判費並非單純的行政收費，而是立法者用以平衡「司法資源負擔」與「人民訴訟權保障」的重要制度設計。起訴時是否正確繳納裁判費，不僅關係到案件是否得以合法繫屬法院，也直接影響法院對訴訟性質的初步判斷。尤其在行為或不行為請求的案件類型中，因其外觀上並非金錢給付，極易產生錯誤認知，導致程序風險。民事訴訟法第77條明文規定，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並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若無交易價額，則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享有之利益為準。此一規定已清楚揭示，裁判費的判斷基準，並非僅看請求形式，而是必須回歸請求所指向之「實質利益內容」。

 

二、什麼是「行為」與「不行為」請求？形式不是關鍵，效果才是重點

 

所謂行為請求，係指原告請求法院判命被告為一定作為，例如拆除違建、遷讓房屋、交付特定物、刪除特定資料；不行為請求，則係請求法院命被告不得為一定行為，例如禁止騷擾、禁止侵入、禁止繼續製造噪音、禁止使用特定名稱或標示。從請求型態觀察，行為與不行為請求往往呈現為「非金錢給付」，但民事訴訟法並未因此當然將其歸類為非財產權訴訟。真正的判斷關鍵，在於該請求是否直接或間接實現、保全或回復特定之財產上利益。

 

三、因財產權而起訴：行為、不行為請求仍可能是財產權訴訟

 

依民事訴訟法第77-13條規定，因財產權而起訴者，其裁判費應依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分級計算。實務上最常見的錯誤，即在於誤將「行為請求」等同於「非財產權訴訟」。

 

以拆屋還地、遷讓房屋為例，原告表面上請求的是被告「為一定行為」（拆除、遷讓），但其實質目的在於回復土地或房屋的使用、收益與處分利益，該利益具有明確財產價值，自屬因財產權而起訴。法院實務一貫認為，此類案件之訴訟標的價額，應以被占用土地或房屋的價值，或至少以被妨害使用部分的價額作為計算基準。在具體操作上，法院通常會參考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課稅現值或實價登錄資料，再依被占用面積比例加以換算，並據此命原告補繳相應裁判費。此種裁定一經確定，對法院與當事人均生拘束力，程序風險極高。

 

四、非因財產權而起訴：人格權型行為、不行為請求的裁判費判斷

 

相對而言，若行為或不行為請求並非為了取得、保全或回復財產上利益，而係純粹為排除或防止人格權侵害，例如請求禁止騷擾、禁止跟蹤、排除侵害隱私、刪除非法蒐集之個人資料等，則屬非因財產權而起訴。此類案件因無法合理計算訴訟標的之交易價額或經濟利益，依法即適用民事訴訟法第77-14條規定，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三千元。實務上，法院在此類案件中，並不會因原告主觀認為「影響很大」或「損失很重」，就改以財產權訴訟計算裁判費，而是嚴格以是否存在可量化之財產利益作為區別標準。

 

五、混合型請求的裁判費計算：不能只繳一次

 

民事訴訟法第77-14條同時明文規定，於非財產權上之訴，並為財產權上之請求者，其裁判費應分別徵收。此即所謂「混合請求」的裁判費處理原則。例如，原告同時請求被告不得再為騷擾行為（人格權不行為請求），並請求損害賠償金（財產權請求），則裁判費須就不行為請求部分繳納三千元，另就金錢賠償部分依標的金額分級計算。若僅繳納其中一項，法院即可能命補繳，影響程序進行。

 

六、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的權限與救濟途徑

 

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規定，法院在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時，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並不受原告起訴狀所載價額拘束。此一設計，目的在於防止當事人藉由低估標的價額規避裁判費負擔。對於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法律亦明文賦予抗告權，且抗告法院在裁定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然而，實務上若原告在起訴時即未妥善說明請求性質與利益內容，後續補救空間往往有限。

 

從制度設計觀察，裁判費並非單純的金錢問題，而是與訴訟標的定性、請求架構設計、程序節奏密切相關。對於行為、不行為請求的案件而言，是否屬財產權訴訟，往往在起訴當下即已決定後續程序風險。實務上，若請求本質涉及財產利益，即便包裝為行為請求，法院仍極可能依實質利益核定價額；反之，若確屬人格權或身分法益之排除、防止，則應清楚說明其非財產性質，以避免不必要的補費爭議。

 

七、訴訟標的價額「不能核定」時的處理原則：第77-12條的功能定位

 

民事訴訟法第77-12條規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以民事訴訟法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加十分之一計算。此一規定的立法目的，在於避免因標的價額無法量化，導致裁判費、上訴利益與程序門檻完全失去判斷基準，而使制度運作失衡。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不能核定」並不等於「非財產權」。這是實務上最容易混淆、也最容易出錯的地方。不能核定，指的是該訴訟標的雖屬財產權性質，但無法以金錢估計，亦無法依其他具體受益情形加以換算，而非該請求本質上就與財產無關。

 

換言之，第77-12條並不是用來處理人格權或身分法請求，而是用來處理「財產權性質明確、但價額計算困難」的案件。

 

如請求法院命相對人等不得在廟內為香客申疏消災並收受金錢。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不行為請求」，請求內容並非給付金錢，而是禁止一定行為，乍看之下極容易被誤認為非財產權之訴。然而，此一請求並非對親屬關係或身分上權利有所主張，其本質仍是圍繞著「金錢收受行為」所衍生的經濟利益與財產秩序問題，因此應認為是「因財產權而起訴」。只是，該請求所涉之財產利益，無法按金錢直接估計，也無法依其他受益情形具體核定其價額，於是才進入「標的價額不能核定」的範疇。(最高法院57年台抗字第274號裁定)也正因如此，原審依當時民事訴訟費用法第十五條，視其訴訟標的價額為五百元，並進一步認定其第三審上訴，受民事訴訟法第466條第一項上訴利益限制，裁定駁回其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並明確肯認此一處理方式「洵無違誤」。行為或不行為請求，只是請求形式；是否為財產權，仍須回到請求所欲規範、排除或保全的利益內容本身。

 

從第77-1條、第77-12條，到第77-13條、第77-14條，再連結到第466條第三審上訴限制，其實可以清楚看出立法者的整體制度設計邏輯：

 

第一，凡屬財產權訴訟，原則上就必須面對訴訟標的價額的核定問題，不能因為請求形式不是「給錢」，就逃避財產權訴訟的評價。

第二，若價額可以核定，則依第77-13條分級計算裁判費；若價額不能核定，則依第77-12條給予一個「制度性擬制價額」，使程序得以繼續運作。

第三，該擬制價額不僅影響裁判費，也同步影響第三審上訴利益，避免大量「實質財產利益有限或難以量化」的案件無限上綱至最高審。

 

實務上的重要提醒：不能核定，不代表「三千元就好」

 

回到現行法體系，雖然民事訴訟費用法已廢止並整合進民事訴訟法，但其精神並未改變。實務上仍可見到當事人誤以為，只要請求的是「禁止某行為」、「命為一定行為」，又無法算出金額，就當然適用第77-14條，僅需繳納三千元裁判費。

 

這種理解是錯的。

正確的判斷順序應該是：

第一步，先判斷是否因財產權而起訴；

第二步，若屬財產權，再判斷標的價額是否能核定；

第三步，只有在「因財產權而起訴，且價額不能核定」的情形下，才適用第77-12條的擬制機制，而不是直接跳到第77-14條。

 

-民事-民訴-總則-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及訴訟費用-訴訟費用之計算及徵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