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訴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分別扮演著民事訴訟中「裁判結論」與「法律理由」的角色，二者共同構成起訴的核心。唯有在訴狀中清楚界定請求權基礎、具體敘明原因事實，並以明確、合法的訴之聲明呈現，法院方能正確審理，當事人亦能有效行使攻防權。對實務工作者而言，這不僅是文書技巧，更是訴訟策略與程序正義的根本所在。

 

一、訴之聲明的意義與實務定位

 

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當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時，法官於開庭伊始經常會直接詢問「原告訴之聲明為何」，對於未受法律訓練的一般當事人而言，這往往是一句難以理解的專業用語，甚至誤以為是某種艱深的法律技巧。然而，所謂訴之聲明，其實就是原告希望法院在判決主文中「怎麼判」的具體結論表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起訴必須在訴狀中表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此一聲明並非單純形式要件，而是直接界定法院裁判範圍的核心內容，法院原則上不得逾越原告所提出的訴之聲明作成判決，否則即構成違反不告不理原則。

 

從實務角度來看，訴之聲明的功能，在於將抽象的法律爭議，轉化為法院可直接裁判的具體命題。例如，在單純的金錢請求案件中，訴之聲明通常表現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元，並自○年○月○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利息」；在物權案件中，則可能表現為「被告應將坐落於某地之不動產返還原告」；在不作為請求中，則是「被告不得再為某特定行為」。換言之，訴之聲明是整個訴訟的「答案欄」，而非論述過程本身。

 

二、民事訴訟法第244條對起訴內容的結構要求

 

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明文規定，起訴應以訴狀表明三大核心事項，分別為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以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此一規定反映出我國民事訴訟制度對起訴狀結構的基本要求，即原告必須同時交代「誰跟誰打官司」、「為了什麼權利而打官司」、「希望法院如何裁判」。其中，訴訟標的與原因事實共同構成實體法層面的爭議內容，而訴之聲明則是程序法上對裁判結果的具體請求，三者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第244條第3項另規定，在請求金錢賠償損害之訴中，原告得僅表明全部請求的最低金額，並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聲明，這在實務上提供原告一定的訴訟彈性，特別是在損害金額尚未完全確定的情況下，避免因聲明過早固定而限制審理結果，但即便如此，訴之聲明仍須具備最低程度的明確性，否則將無法作為裁判基礎。

 

三、請求權基礎的概念與法律功能

 

相對於訴之聲明的「結論性質」，所謂請求權基礎，則是支撐該結論的實體法理由。簡言之，請求權基礎就是原告主張自己「為什麼有權利要求法院這樣判」的法律根據，通常表現為某一具體的法律關係或請求權類型，例如消費借貸返還請求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等。在我國實務用語中，請求權基礎往往與「訴訟標的」劃上等號，亦即原告請求法院審判的對象，本質上即為某一實體法上的請求權。

 

請求權基礎的功能，在於界定法院審理的法律框架，並作為判斷是否構成重複起訴、既判力是否及於後訴的重要依據。若原告僅提出結論式的訴之聲明，而未清楚交代其請求權基礎，法院與被告將無從判斷該請求究竟是基於何種法律關係，自然也無法進行有效的審理與防禦。

 

四、原因事實：連結訴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的橋樑

 

在民事訴訟中，請求權基礎並非憑空存在，而是必須建立在具體的原因事實之上。所謂原因事實，指的是引發法律關係的具體生活事件，也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事情經過」。例如，在侵權行為案件中，原因事實即包括事故發生的時間、地點、行為方式及損害結果；在借貸案件中，則包括借款的時間、金額、交付方式及返還約定等。原因事實的功能，在於使抽象的法律請求權具體化，並確保被告得以針對具體事實進行防禦，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

 

實務上，原告不能僅抽象地記載「依民法第184條請求賠償」，而必須具體說明「被告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因何種行為侵害原告權利，致原告受有何種損害」，否則即難以認定請求權是否成立。

 

五、訴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的區別與關係

 

綜合而言，訴之聲明與請求權基礎雖密切相關，但在功能上截然不同。訴之聲明是原告對法院提出的裁判請求，屬於程序法層次的表述；請求權基礎則是支撐該請求的實體法理由，屬於實體法層次的主張。兩者必須相互呼應，否則即可能出現「有聲明而無基礎」或「有基礎而聲明不符」的情形，導致法院無法正確裁判。

 

在實務操作上，良好的起訴狀結構，通常會先於事實欄中敘明原因事實，再於法律理由中整理請求權基礎，最後於訴之聲明中，將前述事實與法律轉化為具體可裁判的請求內容，三者形成完整的邏輯鏈。

 

六、多重請求權基礎與先位、備位聲明的運用

 

在較為複雜的案件中，原告可能同時存在數個請求權基礎，例如同一事實可能同時構成侵權行為與不當得利，或買賣契約關係下同時主張契約責任與瑕疵擔保責任。此時，原告即須向法院說明各請求權基礎間的關係，是選擇其中之一即可，抑或具有先後適用的關係。

 

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87號判決即指出，當事人為防其先位聲明難獲有利判決之結果，而同時為他項聲明以資預備，固非法所不許，惟法院如認其先位聲明為有理由時，即可無庸就預備聲明加以調查裁判。此即實務上所稱的「先位、備位聲明」制度，其目的在於避免訴訟資源浪費，同時保障原告權利。

 

七、訴之聲明明確性的實務要求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5502號判決明確指出，給付判決必須明確其給付範圍，原告提起給付之訴，亦須於訴之聲明中表明給付之範圍，若聲明內容過於抽象或不特定，法院即不得逕為實體判決。此一見解凸顯訴之聲明明確性的重要性，否則即可能構成程序違法。

 

此外，最高法院30年渝上字第622號判決亦指出，當事人提出先位與備位聲明時，法院仍應先就先位聲明加以調查裁判，不得因存在備位聲明而忽略先位聲明，顯示訴之聲明不僅影響裁判結果，亦影響法院的審理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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