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關於這個問題，在刑事程序中，最常聽見的一句話是：「我都無罪了，為什麼不能反告他誣告？」這句話看似合理，卻與刑法體系的運作邏輯存在根本落差。因為在刑事法上，「被告不成立犯罪」與「告訴人構成誣告罪」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係。刑事裁判之所以宣告無罪，原因可能來自證據不足、構成要件不該當、阻卻違法事由存在、告訴期間逾越、程序違法等各種面向，這些結果僅說明「國家無法以刑罰制裁被告」，並不當然意味「申告人曾明知虛偽而捏造犯罪」。若僅以結果論推定申告人犯罪，將導致人民因畏懼被反告而不敢行使告訴權，動搖刑事追訴體系的根基，因此，誣告罪在立法與實務上，一直被設計為高度嚴格的構成類型，其門檻遠高於一般想像。

 

刑法對誣告行為的規範，集中於第169條至第171條。

 

第169條第1項規定，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則將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證據以達同一目的者，視為同罪。第170條進一步規定，若意圖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而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171條則處理「未指定犯人」之情形，規定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若同時偽造、變造犯罪證據而致開始刑事程序者，亦同。從條文結構即可看出，立法者並非僅以「告錯人」或「告不成」為處罰基準，而是緊扣「意圖」、「誣告」、「虛構事實」三大核心要素，形塑出一種以主觀惡意為中心的犯罪類型。

 

首先，誣告罪的第一個要件，在於「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這是一項高度主觀的構成要件，要求行為人在申告時，內心真正希望透過國家權力，使特定他人遭受刑事制裁或行政懲戒。最高法院早期即指出，此處所稱「他人」，雖不必具體指名姓名，但必須在客觀上可得特定為某一人，否則僅能成立未指定犯人之誣告罪。實務並進一步說明，若申告人係基於誤會、懷疑或合理推斷而提出申告，即使最終無法證明犯罪事實，亦難認其具有誣告之犯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3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815號判決即明確指出，若申告人出於誤信、誤解或合理懷疑而申告，縱使被申告人不成立犯罪，仍不構成誣告罪。換言之，誣告罪並非「結果犯」，而是一種高度依賴「犯意證明」的意圖犯。

 

其次，誣告罪必須「向該管公務員申告」。所謂該管公務員，係指有權接受申告並啟動刑事或懲戒程序之公務員，包括檢察官、法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以及具有懲戒權限之行政主管長官或監察機關。申告的形式並無限制，舉凡告訴、告發、自訴、檢舉、報告，凡足以促使國家權力介入調查者，均屬之。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62號判決即指出，單純在他人申告時出庭作證，尚難認為係「申告」行為，因其並非主動啟動國家追訴權之意思表示。此一區分，正是為避免證人因證述錯誤即承受誣告風險，確保訴訟程序之正常運作。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環，在於「虛構事實」。刑法所稱誣告，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後為申告。實務一再強調，誣告罪之成立，須證明申告人「明知」所述內容不實，仍故意編造，並非僅因其所述事實最終未被採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判決指出，若行為人以自己所為之事實，反指為他人犯罪，且非出於誤會或懷疑，即屬虛構事實；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38號亦指出，若行為人以親歷事實妄指他人犯罪，且非基於誤認，而係故意捏造，即構成誣告。更進一步，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71號判決說明，誣告不以全部內容虛偽為限，倘所告事實之一部分係出於故意虛構，即已足以成立，並以虛偽申告達到該管公務員時即告既遂。

 

反面而言，若申告人係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對事實有所誇大，或僅作為訴訟攻防手段，或其目的在於請求國家機關判明是非，而非明知捏造，則縱使案件最終不起訴或無罪，仍不構成誣告。早在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307號、43年台上字第251號、44年台上字第892號判例中，即已確立此一見解，並於近年判決中反覆重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更明確指出，申告人並不因其所告案件經不起訴或無罪，即當然成立誣告罪。這些判決共同形塑出一條清楚的界線：刑事司法保障「誠實但可能錯誤的申告」，而僅懲罰「明知虛偽而故意捏造的陷害」。

 

從體系上觀察，誣告罪之所以設計為如此高門檻，乃因其直接牽動人民行使告訴權之自由。若法律容許僅憑「告不成」即反推誣告，勢必造成寒蟬效應，使真正受害者因害怕反噬而噤聲，最終反而削弱刑事法保護法益的功能。因此，誣告罪並非「敗訴即有罪」的報復工具，而是一項用以制裁惡意濫用國家刑罰權的極端例外。

 

基於此一制度背景，被告即使獲得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若欲對申告人提出誣告告發，仍須面對極為嚴苛的舉證責任，必須具體證明對方在申告時，已「明知」其所述內容為虛偽，且係出於陷害目的而為捏造，而非僅證明「對方說錯了」、「法院不採信」或「我被還清白」。實務上，能成功成立誣告罪的案件，往往具有明確的外部證據，例如對方事前承認編造、與第三人討論如何設計陷害劇本、提供明顯偽造之文件、或其陳述與客觀事實呈現根本矛盾且無合理解釋等，足以推認其主觀惡意。

 

在缺乏此類證據的情形下，貿然提出誣告告發，往往僅是將自身再次捲入冗長程序，甚至反使原本已終結的紛爭延燒。更重要的是，若被告因情緒性反擊而濫行告發，卻無法證明對方具有明知捏造之犯意，反而可能被視為濫用程序，徒增風險。刑事制度並非復仇機器，而是以證據與要件為核心運作的精密體系，理解誣告罪的真正界線，正是避免「清白之後，陷入第二場戰爭」的關鍵。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

即行為人主觀上欲透過其申告行為而使他人受刑事處分(法院所為有罪判決)或懲戒處分(公務員懲戒法所定之各項處分而言，故受此項懲戒處分之主體，以有受上開法規懲戒處分之公務員身分為前提，可參最高法院26年渝上字第1910號判例意旨)，而所謂「他人」，乃指特定之人，固非必須具體指出被誣告者之姓名；但須在客觀上可得確定其為某特定之人，始足當之。如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且依其所誣告之事實，亦無法認定其所指犯罪之人，則應成立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之誣告罪(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058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又申告人所訴之事實，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申告人因缺乏誣告之犯意，亦難成立誣告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3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81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本罪之成立須此誣告之主觀意圖並未達成，若被申告人確實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即無誣告可言。

 

向該管公務員申告

本條所稱該管公務員，乃指有權接受申告而開始刑事程序或行政懲戒程序的公務員而言，包括刑事程序的法官、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或行政懲戒程序的行政主管長官、負責督察職責之公務員或監察委員在內。又所謂「誣告」，係指虛構事實而為申告，申告之形式並無限制，舉凡告訴、告發、自訴或報告均屬之，然不論何種申告形式，須積極揭發一定之事實為必要，僅於旁人申告時，出而作證，尚難認係申告行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62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而其中關於刑事處分之誣「告」，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為告訴及告發，乃人民請求犯罪之調、偵查或審判機關，查辦其所提控之人與事之訴訟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17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虛構事實

 

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係以行為人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始克當之。所謂「誣告」即虛構事實，進而申告而言，又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因此，若以自己所為之事實，反指為被告犯罪行為，顯非出於誤會或懷疑(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或以自己親歷之事實，妄指他人有犯罪行為，向該管公務員申告，非因出於誤會或懷疑而係出於故為虛構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3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均會成立誣告罪。又誣告本不限於所告事實全屬虛偽時，始能成立，倘所告事實之一部分係出於故意虛構，仍不得謂非誣告，並以虛偽之申告達到於該管公務員時，即為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71號判決意旨參照)。

 

反之，若是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對其事實誇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固均不得謂屬誣告；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而只以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受誣告人不受追訴處罰者，亦不成立誣告罪(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307號、43年台上字第251號、44年台上字第892號判例意旨參照)。亦即，申告人並不因其所告案件，因經處分不起訴或判決無罪，即當然成立誣告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在實務運作上，誣告罪的成立往往集中於極端而明確的情境，例如申告人明知某事件根本未曾發生，卻捏造具體時間、地點、經過，甚至配合偽造對話紀錄、診斷證明、收據或其他文件，以誘使檢警啟動偵查；或是行為人親自製造犯罪外觀，再反指他人涉案，例如自行毀損財物後報案指稱鄰居破壞，或明知物品為自己所有卻謊稱遭竊，藉以陷害特定對象。這類案件之所以能成立誣告，關鍵不在於「被告後來無罪」，而在於法院得以從客觀證據中，反推申告人於當時即已知其所述內容不實，卻仍積極建構犯罪敘事並動用國家刑罰權。反之，若申告人僅因記憶錯誤、判斷失誤、證據蒐集不足、對法律構成要件理解錯誤，或對事件因果關係有所誤認，而提出申告，即使其陳述最終被證明不正確，仍屬於刑事訴追體系所容許的風險範圍，並不當然轉化為犯罪。

 

因此，對於已獲不起訴或無罪判決的被告而言，真正需要評估的，不是「我是不是被冤枉」，而是「對方是否在申告當下即明知其所述為虛構」。這是一個證據導向而非情緒導向的問題。若僅能證明對方的說法站不住腳，卻無法證明其主觀上具有捏造犯意，則誣告罪在法律上便缺乏成立基礎。實務上，常見被告誤以為只要蒐集判決書、處分書，即可反告成功，但這些文件僅能證明「國家未能以刑罰制裁被告」，並不能反向證明「申告人明知虛偽」。正因如此，誣告罪在統計上屬於成立比例極低的罪名，其功能並非普遍性地補償被告的心理正義，而是針對極端濫用刑事制度的行為加以矯正。

 

從制度觀點觀察，誣告罪的高門檻，其實反映刑事司法對「申告自由」的高度保護。刑事訴追機制本質上依賴人民提供線索，若人民因擔心「告錯就會被反告」而噤聲，則真正的犯罪將更難浮現。因此，刑法刻意容許一定程度的錯誤、懷疑與失準，只要申告人係基於其所認知的事實與合理推斷而行使權利，即便結果證明其錯誤，國家仍選擇保護其行為。誣告罪之所以存在，並非為了對每一位無辜被告提供反擊武器，而是為了劃出一條紅線：當申告行為已從「誠實但可能錯誤的指控」，轉化為「明知虛構而動用國家刑罰權的陷害」，國家才會以刑罰回應。

 

也正因如此，被告在評估是否提出誣告告發時，必須回到證據結構本身，冷靜檢視是否存在足以推認對方主觀惡意的具體事證，例如對方事前或事後的訊息往來中坦承編造、與他人共謀設計情節、提供明顯不可能成立的物證，或其陳述內容與客觀事實存在無法合理解釋的根本矛盾。若僅能指出「對方說的不是真的」、「法院不採信」，則在誣告罪的體系中仍屬不足。誣告罪不是對冤屈的情緒補償，而是一項必須經得起嚴格證明的刑事責任。

 

最終，刑法對誣告的設計，呈現出一種精緻而克制的價值選擇：它寧願容忍部分錯誤申告，也不願讓人民因恐懼而沉默；它僅在確認申告人已越過誠實界線、轉而利用國家權力進行陷害時，才啟動刑罰制裁。對於獲得清白的人而言，理解這一點，或許比單純追求「反擊」更為重要。因為真正的正義，不僅在於證明自己無罪，也在於維持一個讓受害者仍敢發聲、讓國家仍能追究犯罪的制度環境。誣告罪存在的意義，正是在這兩者之間，畫出那條既必要又謹慎的界線。

 

綜上所述，行為人若向檢警調或行政、監察機關申告他人涉犯刑事責任或行政懲戒責任，其後被申告人經調查後縱獲不起訴處分、無罪判決或免為懲戒之結果，行為人(申告人)並不當然即為誣告，被申告人若欲對申告人提出誣告之告發，仍需證明是故意虛構全部或一部之事實即「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而非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有合理懷疑但證據不充分之情形，無端遭人指控而面臨冗長的調查程序固然令人氣憤，但若未掌握誣告罪之要件而恣意提出告發，又何嘗不是另一個冗長又無益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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