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關於這個問題，刑法第320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依此規定，竊盜罪在客觀構成要件上，必須具備「竊取」與「他人之動產」兩項要素，所謂竊取，係指未經權利人同意而破壞原持有關係，建立新的持有關係，亦即在欠缺持有人承諾的情形下改變對物之支配狀態；所謂他人之動產，則係指他人實際持有或支配之可移動物，即使該持有人本身並非所有權人，仍屬於竊盜罪所保護之對象。

 

在主觀構成要件上，竊盜罪須具備竊盜故意與不法所有意圖，行為人明知自己無權取得該物，仍意圖排除他人使用，並為自己或第三人占有利用，始足當之。相對而言，詐欺罪則係行為人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並基於該錯誤而自行處分或交付財產，屬於典型的「自損型犯罪」，其核心不在於行為人是否使用欺騙手段，而在於財產移轉是否係出於被害人本身之處分意思，亦即是否存在「被害人自己交付」之結構。

 

正因如此，實務上區分詐欺罪與竊盜罪的真正關鍵，並非有無詐術，而是財物究竟係「被害人基於錯誤自行交付」，抑或「行為人在欠缺同意下逕行取走」。

 

然而，在現代交易與服務關係日益複雜的社會結構中，並非所有案件都呈現單純的一對一關係，部分案件會出現「受詐騙者」與「真正受害者」並非同一人的情形，此即實務所稱之「三角詐欺」結構，亦即行為人製造第三人之錯誤，使該第三人交付或處分財物，結果卻由真正權利人承受財產損失，此類案件在物流代收、銀行轉帳、代辦申請、鎖匠配鑰、保全交付等場景層出不窮，其法律評價遂成為詐欺罪與竊盜罪界線最具爭議之地帶。

 

在三角詐欺的情境中，行為人並未直接向真正的權利人施用詐術，而是先對第三人施以欺騙，使該第三人陷於錯誤，進而作出交付或處分行為，最終導致真正權利人遭受財產損失，於是產生一個核心問題：此時究竟應評價為「行為人詐欺第三人而間接侵害真正被害人財產」的詐欺罪，抑或應認為行為人係利用第三人作為工具，破壞真正權利人之持有關係，而成立竊盜罪之間接正犯？學說上對此曾有不同見解，有認為既然行為人施用詐術，且財物移轉係透過第三人之行為完成，仍應維持詐欺罪之本質。

 

亦有認為，真正被害人並未基於錯誤而處分財產，欠缺詐欺罪所要求之「自損結構」，則不應勉強擴張詐欺罪之射程。實務最終多採取所謂「立場理論」作為判斷標準，亦即觀察該第三人是否居於「為真正權利人保管、守護、管理財物」之貼近地位，是否猶如站在被害人立場行使處分權限，若第三人對於該財物具有事實上支配力，並基於職務、契約或信賴關係，代被害人行使交付或處分權限，則其處分行為可被評價為被害人之「延伸意思」，此時行為人藉由詐術誘使第三人交付財物，仍屬詐欺罪的典型構造；反之，若第三人僅係被行為人利用之「外部工具」，對財物本身既無支配權限，亦非立於被害人立場行事，其交付行為無法等同於被害人之處分，則行為人實質上仍係在欠缺被害人同意下破壞其持有關係，應評價為竊盜罪之間接正犯。

 

以「佯裝車主欺騙鎖匠配鑰偷車」之案例而言，鎖匠對於該車輛既無事實上支配權，亦非基於車主授權而管理或守護該車，其僅係依行為人之指示製作鑰匙，對車輛本身並無可歸責於車主之處分地位，鎖匠之行為無法視為車主意思之延伸，行為人實質上仍係在未經車主同意下取得車輛支配，破壞原有持有關係並建立新持有關係，符合刑法第320條所謂「竊取他人之動產」之意義，應論以竊盜罪之間接正犯，而非詐欺罪。

 

此一立場，亦與最高法院長期強調之區分標準相符，即詐欺罪須以「被害人基於錯誤自行處分財產」為核心，若真正權利人並未因錯誤而作成處分決定，則難謂成立詐欺罪；而竊盜罪之本質在於未經同意破壞他人對物之支配狀態，即便過程中伴隨詐術，只要最終財物之移轉並非出於被害人之處分意思，仍應回歸竊盜罪評價。是以，三角詐欺並非當然成立詐欺罪，而須透過立場理論細緻區分第三人之法律地位與實質功能，檢視其是否站在被害人之立場處分財物，此一判斷不僅關係罪名選擇，更直接影響構成要件、舉證方向與量刑結果，亦體現刑法在財產犯罪體系中，對「自損型」與「他損型」犯罪本質差異的嚴格界分。

 

進一步而言，三角詐欺與竊盜間接正犯之區辨，並非僅具理論意義，而是在實務上直接牽動構成要件、證明責任與量刑結果的關鍵分水嶺。詐欺罪依刑法第339條，須證明行為人施用詐術，使他人陷於錯誤，並基於該錯誤而為財產處分行為，形成「錯誤—處分—損害」之自損型結構；竊盜罪則依刑法第320條，重點在於行為人未經同意，破壞原持有人對物之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或第三人之新持有關係，其核心乃「違反意思之支配移轉」。當案件呈現三方關係時，真正困難之處，並不在於行為人是否使用詐術，而在於該詐術究竟是作用於「具有處分權能之人」，抑或僅係用以操縱「不具處分地位之第三人」。若法院僅見有詐術存在，便逕以詐欺論處，將導致詐欺罪射程過度擴張，模糊與竊盜罪之體系界線；反之，若完全忽略第三人角色，亦可能錯失對被害人財產保護之精準評價。故實務採取立場理論，實為兼顧體系安定與實質公平之折衷方案，其核心在於「處分地位」的實質判斷，而非形式身分。

 

例如，若行為人欺騙銀行櫃員，使其依職務權限將存款交付，銀行櫃員即係站在銀行之立場處分財產，其交付行為可歸責於銀行本身，此時成立詐欺罪；反之，若行為人欺騙搬家公司員工，謊稱自己為屋主而請其搬走屋內家具，該員工對該家具既無保管義務亦無處分權限，其行為僅係被行為人利用之外力，真正被害人並未基於錯誤而處分財產，則應評價為竊盜罪之間接正犯。此一區分方式，亦可回應刑法第12條所揭示之故意責任原則：詐欺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意圖誘使「處分權人」錯誤並交付財物，若其所欺騙者本質上不具處分地位，行為人縱有詐術，仍欠缺詐欺罪所要求之構成方向性，反而更符合「利用他人作為工具」破壞持有關係之竊盜型態。

 

在證據法層面，詐欺與竊盜之區分，亦將影響檢察官舉證重心。若採詐欺評價，必須證明第三人之錯誤與其交付行為間具因果關係，並進一步證明該第三人具有「處分地位」，其行為可歸責於真正被害人；若採竊盜評價，則重點回歸於原持有人對物之支配狀態是否遭破壞，以及行為人是否建立新持有關係，第三人僅係犯罪工具，其主觀錯誤反而退居次要。是以，在「騙鎖匠配鑰偷車」類型案件中，若檢察官欲以詐欺起訴，勢必面臨無法證明鎖匠具有處分車輛之法律地位之困境，反而導致構成要件無法完整拼合；改以竊盜間接正犯評價，則只須證明行為人未經車主同意取得車輛支配，即可完整涵攝犯罪構造，亦更符合財產法秩序中「持有保護」之核心精神。

 

由此可見，三角詐欺並非單一罪名類型，而是一種「問題構造」：它迫使我們回到財產犯罪體系的根本，重新檢視「誰是處分者」、「誰是真正被害人」、「財產移轉是否出於被害人意思」。唯有在此層次上進行實質判斷，方能避免僅憑表面詐術即草率定性，確保詐欺罪與竊盜罪各自維持其應有的功能界線，亦使刑法對財產自由與支配權的保護，得以在具體案件中落實其應有的比例與精準。

 

進一步觀察最高法院與各級法院之實務脈絡，可以發現「立場理論」其實隱含一項更深層的判斷標準，即第三人是否具有「被害人意思形成與表現之替代功能」。亦即，該第三人是否在法律與事實上，被賦予一種可以代替真正權利人作出財產處分決定的地位，其行為效果是否能直接歸屬於被害人本身。銀行行員、公司會計、倉庫保管員、賣場收銀人員，皆係在制度設計上被授權代為處分財產者，其錯誤與交付，等同於權利人自身的錯誤與處分；反之，如路人、技師、鎖匠、搬家工人、貨運司機，雖可能短暫接觸標的物，卻不負有為所有人決定財產去留之權能，其行為不過是受行為人操縱之外在力量，並非被害人意思之延伸。若忽略此一差異，僅以「是否存在詐術」作為詐欺或竊盜之區分標準，將使刑法體系中自損型與他損型犯罪之界線全面瓦解，幾乎所有竊盜行為，皆可透過對旁人施用某種詐術而轉化為詐欺，顯然違反罪刑體系應有之分工結構。

 

從責任歸屬角度觀之，三角詐欺若成立詐欺罪，其本質在於被害人「因錯誤而自損」，只是該錯誤透過代理人或受授權者表現出來；而竊盜間接正犯則仍屬「違反被害人意思而他損」，第三人之行為僅具工具性質，並不具備意思形成的功能。故在「騙鎖匠配鑰偷車」的場景中，鎖匠的行為並非車主意思的外化，而僅係依行為人指示製作工具，真正破壞車主對車輛支配關係者，仍為行為人本人。車主自始未陷於錯誤，亦未作出任何處分決定，其財產受損完全違背其意思，這正是竊盜罪所欲處理的典型情境。

 

此一區分亦回應刑法對「保護法益」之不同設定。詐欺罪所保護者，係財產處分自由，亦即被害人基於真實意思形成與表現而決定財產去向之自由；竊盜罪所保護者，則為現存之持有狀態與支配秩序。當被害人根本未參與任何意思形成過程，其財產遭移轉係純然外力破壞時，若仍以詐欺評價，等同將「處分自由」的保護，錯置於一個並不存在處分行為的場域。立場理論正是藉由「是否立於被害人立場處分」此一準據，確保詐欺罪僅適用於真正發生「意思瑕疵型自損」的案件，而不致侵蝕竊盜罪作為「他損型侵害」的核心領域。

 

因此，三角詐欺問題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提供一個新的犯罪類型，而在於迫使實務回歸財產犯罪的本質結構，精細辨識錯誤、處分與損害之歸屬鏈條。唯有在此基礎上，刑法才能避免因表面行為形式而錯置評價，確保每一項構成要件均對應其欲保護之法益，使詐欺與竊盜各自維持清晰邊界，並在具體案件中實現比例、精準且可預測的刑事責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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