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關於這個問題，在實際訴訟經驗中，無論是刑事被告、告訴人或一般民眾，只要曾經踏進法庭，幾乎都會產生一個共同的疑問：「如果證人在開庭時講錯話，甚至說出與事實不符的內容，這樣會不會構成偽證罪？」尤其在情緒高度緊繃的案件中，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證人證詞與自己記憶不一致，而直覺認定對方說謊，進而期待透過提告偽證罪來反擊對方。然而，從我國刑法第168條的立法設計、刑事訴訟法的程序規範，以及最高法院長期穩定的實務見解來看，偽證罪的成立門檻其實相當嚴格，並非只要「開庭講錯話」或「說了不實內容」就會構成犯罪。依刑法第168條規定，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始成立偽證罪，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單就條文結構即可看出，立法者刻意透過「行為人身分限制」、「程序要件限制」及「實質內容限制」三道門檻，將偽證罪的適用範圍嚴格限縮，以避免刑罰過度介入訴訟中的人性弱點、記憶誤差與表達困難。首先，偽證罪的行為主體僅限於證人、鑑定人與通譯，被告本身即使在開庭時就自己案件陳述不實，也不會成立偽證罪，這是基於被告享有防禦權與緘默權的制度設計，亦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展現。其次，偽證罪必須以合法有效的具結程序為前提，所謂具結，係指依法有具結義務之人，在司法機關告知其具結義務與偽證處罰後，明確表示其將據實陳述，藉此強化證言的真實性，若未踐行具結程序，縱使證人陳述內容不實，原則上亦不構成偽證罪。再者，也是實務上最常被誤解的關鍵要件，即證人所為虛偽陳述，必須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41號判例即明確指出，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係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因證人就此類事項為虛偽陳述，始有使裁判陷於錯誤之危險，故以之為偽證罪，若該事項僅屬枝節性、背景性事實，與裁判結果無關，僅因其陳述虛偽即科以刑罰，未免失之過酷，顯示偽證罪並非用來處罰所有不實陳述，而是專門針對足以動搖裁判基礎的惡意謊言。以實務案例說明，若某證人於誹謗案件中到庭具結證稱，曾聽聞當事人轉述第三人對另一人的具體指控，而該轉述內容正是判斷誹謗罪是否成立的核心事實，則該證言即屬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反之，若僅涉及證人對當事人情感、態度、喜好或私下評價的描述，縱使與事實不符，也難認為足以影響裁判結果，自不構成偽證罪。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2427號刑事判例亦進一步指出，偽證罪所稱虛偽陳述，係指與案件之真正事實相悖，而足以陷偵查或審判於錯誤之危險者而言，若在某一案件中之供證屬於真實，縱使其後於其他案件所供述與前此供述不符，除非後案供述本身另行符合偽證罪之構成要件，否則不得反推認定前案之證言為偽證，顯示偽證罪的判斷，必須回歸「個案、個時點、個程序」加以評價，不能單憑前後供述不一致即認定犯罪。此外，實務上亦常出現一種誤解，認為證人之不實陳述，必須經法院或檢察官實際採用為裁判或處分基礎，偽證罪才會成立，然此一見解早已為最高法院所否定。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8127號刑事判例即明確指出，刑法上之偽證罪，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一有偽證行為，即不問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亦不以法院或檢察官實際採信該證言為必要，只要證人於具結後，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故意為虛偽陳述，其犯罪即已成立，至於該證言是否被採用，僅屬於量刑或證據評價問題，與構成要件無涉。再從主觀要件觀察，偽證罪屬於故意犯，必須證明證人主觀上明知其所述內容與事實不符，仍基於故意而為虛偽陳述，若僅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理解錯誤或語言表達能力不足，導致證言與客觀事實不一致，縱使該事項對案情具有重要性，仍難以成立偽證罪。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896號刑事判決即指出，偽證罪以證人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故意為虛偽陳述為構成要件，若非出於故意，即難以偽證罪論，顯示實務對於證人主觀惡意的認定，向來採取嚴格標準。綜合以上法條規定與判決見解可知，所謂「開庭講錯話」，必須進一步區分究竟是誰講、是否具結、講的是什麼內容、該內容是否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以及是否能證明證人主觀上明知不實仍故意陳述，唯有在這些要件同時具備的極端情形下，才可能成立偽證罪。也正因為如此，偽證罪在實務上並非一種容易成立的犯罪，更多時候，當事人與其律師真正應該著力的，並不是情緒性地指控證人說謊，而是透過反詰問程序、證據補強與證據矛盾的揭露，使法院不採信該證言，這才是對案件結果最具實質影響力的訴訟策略。偽證罪的制度設計，並非為了讓訴訟雙方互相威嚇，而是作為維護司法真實與裁判正確性的最後防線，唯有在明確惡意、嚴重動搖裁判基礎的情況下，才會動用刑罰介入，這正是刑法第168條在訴訟實務中所展現的真正功能與界線。

 

偽證罪「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之定義

 

刑法第168條規定：「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所謂的偽證罪。而什麼是 「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呢？

 

係指「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事項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324號刑事判決：「依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證人依法作證時，必須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始負偽證罪之責，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係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蓋證人就此種事項為虛偽之陳述，則有使裁判陷於錯誤之危險，故以之為偽證罪，而科以刑罰，苟其事項之有無，與裁判之結果無關，僅因其陳述之虛偽，而即對之科刑未免失之過酷，是以上開法條加此特別構成要件，以限定虛偽陳述之範圍，與其他立法例對於證人虛偽陳述之結果不設何等區別者，其立法精神自有不同（本院二十九年度上字第二三四一號判例參照）。」

 

所以就無關緊要、不足以影響裁判、偵查結果的事項，縱使為虛偽陳述，也不會成立刑法的偽證罪。而什麼事項足以影響裁判結果，就必須個案來判斷了。

 

 

妨害司法也是一種犯罪行為

在我國刑法中，有一系列的罪名是處罰妨害司法的行為，妨害司法的行為，白話來說就是干擾法律程序的進行，例如按照法律應該被逮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犯脫逃罪[1]，會讓法律程序無法進行。而把涉嫌犯罪的人藏匿起來[2]、偽造或湮滅證據[3]；或者是擔任證人時在法庭上說謊、作偽證[4]，明知道別人是無辜的卻誣告[5]，這些行為會造成司法資源的虛耗、可能影響到別人的自由或名譽，所以我國刑法對這些行為是會處罰的。

提問的情況會涉及什麼犯罪呢？

標題所說的「偽證罪」，是指在涉及犯罪偵查、審判的刑事程序中，擔任證人、鑑定人、通譯，有具結（保證自己說的是真話的意思）卻說謊，才會涉及偽證罪。

然而，如果是刪除行車紀錄器畫面，則不是在法庭上說謊，而是毀滅掉證據的行為，而這可能涉及到湮滅刑事證據罪。

刪除行車紀錄器畫面可能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嗎？

問題中提到「交通違規」，如果只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的行政責任，原則上並不會涉及到湮滅刑事證據罪。因為刑法第165條湮滅刑事證據罪的規定，就只限於「與別的刑事被告案件有關的證據」（附帶一提，湮滅「自己」涉及刑案的證據，目前沒有刑事責任）。只涉及到行政責任，例如發生擦撞，在單純涉及車輛損傷而沒有人傷亡的情況下逃逸[6]、不遵守號誌行駛[7]，這些行為可能被處以行政罰鍰，所以如果刪除這些違規行為的行車紀錄器畫面，並不涉及湮滅刑事證據罪。

如果交通違規伴隨犯罪行為，例如因為超速加上未注意路況，不慎撞到其他用路人而涉及過失傷害[8]或過失致死罪[9]，或是造成其他用路人死傷而逃逸、涉嫌肇事逃逸罪[10]等情況，刪除涉及犯罪行為的行車紀錄器畫面，就會有湮滅刑事證據罪的問題。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編分則第八章脫逃罪。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I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II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165條：「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I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II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2項第3款：「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I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II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 276 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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